□妙如

　　在我国古代，没有便捷的印刷与流通，却依然形成了颇具规模的读书热潮，在农耕时代走出了一条令人惊叹的书香之路。

　　教育的推广、基础阅读能力的普及，为当时的规模化阅读筑牢坚实根基。

　　上古时代，教育是贵族的专有权利，典籍藏于宗庙，文字则由史官专掌，“学在官府”。直到春秋时期，孔子提出“有教无类”，他打破陈规，兴办私学，广收门徒。他的学生有平民颜回、商人子贡等，教育逐渐从官府走向民间。汉代官学与私学并行，匡衡幼时 “凿壁借光”，朱买臣“负薪读书”，贫困人家可通过拜民间老师研习学问。宋代朝廷大兴文教，州县普遍设学，书院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宋史》记载：“学校之设遍天下，而海内文治彬彬。”即便是在偏远乡村，也常有私塾开课。明太祖朱元璋更是明令，在全国乡社中设立社学，招收民间八至十五岁子弟入学；各地宗族也纷纷设立义学、族学，免费供寒门子弟读书。《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启蒙读物，通俗易懂、朗朗上口，几乎是家家必备、孩童必读的“全民课本”，为无数普通人推开了识字读书的大门。

　　有了识字之人，还需要可读之书。书籍的普及，成为古人阅读的物质前提。

　　印刷术出现以前，文字多书写于竹简、木牍与缣帛上面，人工传抄耗时费力、价格昂贵。有一次，西汉东方朔上书皇帝，用了三千片竹简，需要两个人才能抬得动。隋唐时期，雕版印刷术出现，书籍复制效率大幅提升。白居易的诗歌被“缮写模勒，炫卖于市井”，普通民众也能购置诵读。宋代则是书籍平民化的黄金时代。活字印刷术广泛应用，官刻、家刻、坊刻三足鼎立，大街小巷，触目皆书坊，书籍产量激增，价格大幅下降。偏远地区也能买到各类书籍，许多平民家庭也开始拥有自己的藏书。明清时期，随着印刷技术的精进，通俗读物迎来大爆发，戏曲、话本、民间故事广为流传。书籍不再只是经史子集等高深经典，也成为农夫、工匠、商人的日常读物。

　　如果说科举制度，是最初驱动古人读书的强大动力，那么，长期沉淀形成的耕读传统，则为阅读普及赋予了厚重的文化底色。

　　隋唐创立的科举制度，打破了门第出身限制，“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不再是虚幻的梦想。苦读经书，改变命运，成为平民子弟突破阶层的强大信念。宋代“取士不问家世”，录取人数远超唐代。宋真宗的《劝学诗》“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车马多如簇”“书中自有颜如玉”直白道出读书与前途、财富、地位的紧密联系。在这样的环境下，乡村私塾彻夜苦读之声不绝于耳。随着读书风气盛行，阅读逐渐超越功利目的，已不再仅仅是入仕的工具。明代《朱子家训》中就曾提出：“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即便不求功名，也会要求后代识字读书以修身明理、知礼向善。耕读传家，成为当时乡土社会普遍认同的生活方式。阅读逐渐成为世代相传的文化习惯，深深扎根于民间。

　　从贵族走向平民、从精英走向大众，这条古代的全民阅读渐进之路，因受限于时代，受限于性别与阶层，未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覆盖，但它所构建的独属于中国的书香文明，为新时代全民阅读，涵养了深厚的文化底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