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顺东

　　娘有一台缝纫机，放在阳台的角落里。这台缝纫机的年龄有60岁了，比我大5岁。

　　娘生在农村，是家里的独生女，在那个物资匮乏、日子拮据的年代，她与同龄人一样，尝遍了吃穿用度上的艰辛；但平凡岁月里，也有属于自己的快乐与幸福时光。

　　那时候生活水平低，人们穿衣服都是自己买布找裁缝来做。娘也跟着琢磨起做衣服的手艺，我问娘是怎么学会的？娘说是跟老姨学的。老姨是姥姥的亲妹妹，与我家是邻村，一手针线活做得精巧细致，对娘也是手把手地教。娘学会了做各式各样的衣服，都是老样式的，这些衣服现在只能在泛黄的老照片里才能看到。

　　娘学会做衣服后，一直盼着能有一台自己的缝纫机。那年家里攒了一年的收入，整数是150元。姥爷就带着娘特意去石家庄的商场里买，到了一看，品牌有好几个，价格最低的“五一”牌卖145元。姥爷和娘一商量，别管好赖，就买这个了。这台缝纫机一直用了几十年，愣是没出过毛病。

　　村里为发展集体经济、方便乡亲们，办起了好几个副业摊，缝纫组就是其中之一。娘凭着一手好针线活，同村里其他会做衣服的女同志一起，加入了缝纫组。缝纫组总共五六个人，分工明确，有负责量身裁剪的，有负责缝纫的，有负责熨烫的，还有负责登记算账的，娘负责缝纫。乡亲们凭布票从供销社买来布料，就到缝纫组来做衣服，缝纫组做好了收几角钱的加工费，收入算村大队的；缝纫组的组员根据出工挣工分，年终按工分多少算工钱。缝纫组最忙的时候要数春节前，那时候人们就是再节俭，过年也要给家人做一身新衣服。活儿少的时候，缝纫组的组员就回家干农活。

　　20世纪80年代初，娘同爹商量，在家开起了缝纫铺，农忙之余替人家做衣服。日子一天天往前走，社会发展得快，乡亲们的收入逐年提高，做新衣服的次数就越来越多，娘做缝纫的收入慢慢成了家里最主要的经济来源。

　　娘的手艺好，找上门的活儿自然就多。白天干不完，人家催得急，只能熬夜赶工。当时的农村供电不足，只有等后半夜，用电量小的时候才给村民家里送电，其实乡亲们已经不需要了，唯独我家盼着，娘就可以在电灯下做缝纫。娘大多时候都是前半夜先睡觉，等后半夜有电了再做缝纫，长期作息时间紊乱。冬季天气寒冷，大半夜起床干活，时间久了患上胃病，吃了好多年胃药也不见好，直到后来不在晚上干活了才一点点缓过来。

　　春节前，家家户户的年衣都赶制完毕，正月里便没了做衣服的活儿。娘就在家里开了缝纫班。她先亲手绘好裁剪图样，再找人把图样油印成册，当作教材。每年正月，这样的缝纫班总要办上几期，不少乡亲靠着这门手艺，实实在在改善了生活。娘做了几十年衣服，全村几代人大多都穿过她做的衣裳。后来，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进了村里，乡亲们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村里集市上冒出好多家卖成衣的商铺，样式多、价格便宜；后来卖布料的越来越少了，再买布做衣服就不划算了。另外，现在年轻人追求样式新颖时髦，娘也做不来，我们都劝娘别做衣服了，缝纫机就成了家里的摆设，偶尔自家修改衣服时用用。

　　多少次听到收旧家具家电商贩的吆喝声，娘都舍不得卖，我知道这台缝纫机承载着她太多的回忆。看到它，我能够想起姥爷为买它在田间辛勤的劳作，能够想起姥姥半夜怕娘累了给娘做饭的炊烟，能够想起它给一家人带来的沉甸甸的希望。

　　每次回老家看娘，总爱拉着她坐在阳台上晒太阳。我总装作不经意的样子，提起那台缝纫机的旧事。其实那些话，娘已经讲过好多次了，可我总爱帮着娘再回忆一遍，每当那时我能看到娘眼里有闪烁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