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邴全

　　20世纪60年代的北方村庄，贫穷像黄土一样厚重。村里认字的人少，我才上小学三年级，就成了左邻右舍的“小先生”。那些沾着汗渍的信封上，总写着几个刻进记忆的地址：宣化烟筒山、东北碾子山、银川东方红拖拉机厂……

　　去普奶奶家写信是件郑重的事。她总要摆出那张磨光的木桌，擦了又擦，再点上煤油灯。我盘腿坐在热炕头，她一句一句地说，我一字一字地写。她说“夜来个”（昨天），我便得在脑子里翻找合适的字代替。灯花爆了，暗下去了，她就用缝衣针轻轻一拨，火苗又颤巍巍亮起来，映着她眼角细密的皱纹。“这孩子识文断字，”她总念叨，“将来准是当先生的料。”村里人管两种人叫先生：教书匠和救命的大夫。

　　我写的信总是那几句套话：“见字如面，家中一切安好，勿念。”最要紧的是报平安，尤其是收了汇款的时候——在外工作的人省下粮票、攒下津贴，一张汇款单就是一家人半年的指望。回信总要写上“钱已收到”，再叮嘱“在外保重，好好工作”。

　　贴好8分钱邮票的信，先放在大队供销社的柜台。隔三岔五，会有邮差来取。

　　上中学后，我每天徒步4公里路过长丰街。街心邮政所门口，挂着一个绿色的邮筒，中国邮政4个黄字已被风雨磨淡。我成了它的常客——前后院婶子大娘的信，都托我顺路投进去。邮筒铁皮冰凉，投信口像一张沉默的嘴，信落进去时发出轻微的“噗”声，仿佛一句被吞下的叹息。戴白套袖的供销社老服务员一见我就笑：“又寄信啊？”

　　许多年后，当我用手机瞬间收到千里外的视频，总会想起那个绿色的邮筒，通信的变迁何尝不是一部微缩的家国史？那些等信的焦灼、盼归的辗转、相见时粗糙而汹涌的喜悦，都封存在旧时光里，如同珍藏于抽屉深处的信笺，纸已泛黄，墨香犹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