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精华

　　□刘绍义

　　“此心安处是吾乡”，是苏东坡《定风波》词中的最后一句。苏东坡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不然，三次被贬的经历，让谁都身心疲惫，让谁都心灰意冷，让谁都悲观失望。但正是有这样安适淡定、平和淡然、无亏无愧的心态，才让苏东坡有了随遇而安的豁达，有了宠辱不惊的性格，有了“此心安处是吾乡”的境界。

　　他的“才”就不用说了，作为诗人，他和他的学生黄庭坚早就成了宋代诗坛的领袖，被人称作“苏黄”；作为词家，他是宋词“豪放派”的开创者，与南宋的辛弃疾并称“苏辛”；宋代四大书法家“苏黄米蔡”，他又居首位；他还开中国画“写意派”的先河，是“墨竹”的首创者。生活中，他研制出了“东坡肉”“东坡羹”等多种美味佳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美食家；他制作的“东坡巾”是当时文人雅士喜欢并效仿的服饰；还有他设计的“砚屏”，跻身到古代文房四宝之中，成了人们书房不可或缺的雅品……

　　他的老师、学生或同僚，哪一个不佩服他的文采？宋代著名诗人、文学评论家吕本中在《童蒙诗训》中就这样评价苏东坡：“自古以来，语文章之妙，广备众体，出奇无穷者，唯东坡一人。”苏轼的弟子、大诗人、大书法家黄庭坚，又是这样评价他的：“翰林苏子瞻，书法娟秀……于今为天下第一。”就连见过他和苏辙的仁宗皇帝回到后宫后，也高兴地对皇后说：“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

　　但由于苏东坡生性“不随”，到死也没有当过一天宰相，弟弟苏辙也只做到副宰相之位。他因为与新党领袖王安石政见不和，无奈请求离开朝廷，出任地方官。王安石变法失败后，司马光做了宰相，本来应该是苏东坡大展宏图的时候，但由于他认为司马光对王安石的新法不应该全盘否定，应该实事求是，不能操之过急，不能“脏水、孩子”一起泼掉。这让司马光非常恼怒，无奈之下，苏东坡再次离京，去杭州赴任。

　　让人佩服的是，苏东坡每到一个地方，都不是以一个受屈者的身份混日子，他都是“既来之，则安之”，认认真真、兢兢业业为地方办些实事，办些好事。他在徐州，率领军民奋力抗洪，千古留名；他在杭州治理西湖，永垂青史。我常常想，当年苏东坡在安徽阜阳任太守时，倘若不是仅仅几个月，那著名的苏堤就不一定在杭州了，而有可能在安徽阜阳。

　　就是在贬谪之地、流放之所，苏东坡依然没有把那里当作伤心之地。在黄州，面对衣食不足的窘迫生活，甚至差一点被杀头的情况，他开荒种地，像老农一样亲自耕作。劳作之余，他苦中作乐，拿根小棍在牛角上打着拍子和农民一起唱歌。吃不起价格昂贵的羊肉，就吃“贱如泥”的猪肉，为此他还摸索出一种特殊的煮肉技巧，发明了至今还流传不衰的“东坡肉”，让人一饱口福。

　　在惠州，他借助身为提刑点狱的表兄程之才之力，做了不少为当地百姓引水架桥、排忧解难之事，深得百姓好评。他对荔枝更是情有独钟，爱之有加，“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日子过得真是有滋有味。我们从他在惠州时填的一首《蝶恋花·春景》词中也能看得出来：“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

　　在海南，“兹游奇绝冠平生”。当时的海南，不像现在这样人人向往之。宋朝时期的海南，还是一片蛮荒之地。没吃没喝，但那里有奇景，他走遍山村野径，遍访黎族友人，“东行策杖寻黎老，打狗惊鸡似病疯”，乐在其中，妙趣横生。他经常和孩子们在一起，亲切、随和，富有情趣：“寂寂东坡一病翁，白须萧散满霜风。小儿误喜朱颜在，一笑哪知是酒红。”海南盛产椰子，有一次，苏东坡饱食椰汁后，把椰壳做成帽子戴在头上，引得路人驻足观看。据说这种高筒短檐的帽子样式传到京城，士大夫竞相效仿，这就是大家称作的“子瞻帽”。有一次他途中遇雨，便向农家借一斗笠和木屐穿上，引得妇女儿童大笑不已，篱犬争吠。有人据此还画了一幅《东坡笠屐图》，风行天下。

　　苏东坡的“不随”，直接影响了他的仕途，但也正是苏东坡的“不随”，让后人对苏东坡佩服得五体投地。我翻阅了大量文人笔记，从宋代到清代，那么多人写过苏东坡，但没有发现对苏东坡的讽贬之词。就拿他后来反对过的宰相司马光来说吧，他就认为蔡京是小人，苏东坡是君子。这一点，司马光也真的没有看错，当年苏东坡和司马光一起反对王安石变法时，蔡京作为一个小官在厉行变法。司马光当上宰相推翻王安石新法时，蔡京又以开封府尹的身份，五天就完成了司马光的指标，真是神速。可是后来，将司马光列名“元祐党人碑”，教唆皇帝撤销司马光一切身后荣誉的，又恰恰是这个“墙头草”蔡京。

　　苏东坡反对司马光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在基层实践中，他发现王安石的新法有不少可取之处，对王安石的新法有了一分为二的态度。他在谪居黄州时给一个朋友的信里就曾经这样写道：“吾侪新法之初，辄守偏见至有异同之论。虽此心耿耿，归于忧国，而所言差谬，少有中理者。”苏东坡与王安石政见不同，但私交还是有的，王安石赋闲在家时，苏东坡还曾去看望过他。苏东坡在处理这些矛盾时，都是以大局为重，对事不对人的。所以他对王安石与司马光的评价是一样的，几乎不相上下，这也是苏东坡的可爱之处。

　　他在给友人杨元素的信中，曾经这样评价王安石和司马光：“昔之君子，惟荆是随，今之君子，惟温是随，所随不同，其为随则一也。老弟与温相知至深，始终无间，然多不随耳。”这里的“荆”就是荆国公王安石，“温”就是温国公司马光。苏东坡没有像一些墙头草似的官吏一样，随风摆动，唯利是图，唯权是随，真是难能可贵。所以，他的同时代人刘安世这样评价他：“东坡立朝大节极可观，才意高广，惟己之是信。在元丰则不容于元丰，人欲杀之；在元祐则虽与老先生（司马光）议论亦有不合处，非随时上下也。”这也就够了。如果苏东坡像那些庸才一样，见风使舵，肯定能春风得意，青云直上，但那样，苏东坡就不是苏东坡，苏东坡就失去自我了。

　　苏东坡之所以心安，就是因为他知道哪些是该做的，哪些是不该做的。做人，要有最起码的底线，要有良知和尊严；做事，要无愧于心，要心安理得，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只有这样，才能心境坦荡，才能心灵高蹈，才能在面对困厄时至死不渝，也才能让自己处处是家。正像白居易反复吟诵的那样，“我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身心安处为吾土，岂限长安与洛阳”“心泰身宁是归处，故乡何独在长安”“无论天涯与海角，大抵心安即是家”。这些诗句用在苏东坡身上，是最恰当不过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