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丹

　　榴花照眼，粽叶飘香。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如期而至。这个始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古老节日，历经两千余载岁月淘洗，赛龙舟、食粽子、挂艾草、饮雄黄酒等习俗代代相传，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而在历代文人笔下，端午更成为一个特殊的文化符号。他们或借节日习俗寄托对屈原的追思，或在节庆景致中抒发家国情怀，让端午在历史长河中沉淀出独特的人文底色。

　　纵阅中华诗卷，唐代诗人杜甫写下《端午日赐衣》：“宫衣亦有名，端午被恩荣。细葛含风软，香罗叠雪轻。自天题处湿，当暑著来清。意内称长短，终身荷圣情。”唐至德二载（757年），杜甫在安史之乱中投奔肃宗，被任命为左拾遗。这首五言律诗记录了他入仕后第一个端午节的特殊经历。唐代宫廷赐衣的端午旧制，被其描写入微。葛布的柔软、罗纱的轻盈，在诗人的笔触下仿佛触手可及。那个颠沛流离半生的诗人，终于在这一天感受到了温暖与体面。那一声“终身荷圣情”，何尝不是对安稳日子的珍视？

　　与杜甫的感念不同，南宋文天祥的《端午即事》，则是一曲荡气回肠的明志之歌：“五月五日午，赠我一枝艾。故人不可见，新知万里外。丹心照夙昔，鬓发日已改。我欲从灵均，三湘隔辽海。”文天祥写下此诗之际，南宋江山已是风雨飘摇。他出使元营被扣，逃脱后又不为朝廷所信，处境可谓内外交困。诗中“丹心照夙昔”，正是这位英雄剖白心迹的铿锵之声。“我欲从灵均（屈原）”，表达的并非消极之念，而是要以屈原为榜样，以死报国、以明心志。端午，在文天祥笔下，不再是节日的欢愉，而是一个时代最后的悲壮与坚守。

　　端午与屈原的关联，几乎是历代文人绕不开的主题。宋代诗人张耒的《和端午》便是其中代表：“竞渡深悲千载冤，忠魂一去讵能还。国亡身殒今何有，只留离骚在世间。”龙舟竞渡，本是端午最为热闹的民俗活动，张耒却从喧腾的鼓声中听出了千年的哀伤。他没有停留在节庆的表面，而是直指端午节的深层文化内核——对屈原的纪念。楚国早已灭亡，屈原的身躯也沉入江底，而那篇《离骚》却穿越千年，成为无数仁人志士的精神滋养。张耒以简洁的笔触，在热闹与悲凉、短暂与永恒之间，架起了一座思想的桥梁。

　　明初诗人贝琼的《己酉端午》，同样借屈原抒发了自己的家国之痛：“风雨端阳生晦冥，汨罗无处吊英灵。海榴花发应相笑，无酒渊明亦独醒。”这首诗既是实写端午天气，也是诗人心境的投射。元明易代之际，贝琼以遗民身份面对新朝，心中的苦闷与彷徨，与屈原当年行吟泽畔何其相似。“无处吊英灵”的怅惘，不仅是祭奠先贤，也是在追怀那个已然远去的时代。末句借陶渊明自况，表明自己在浊世中保持清醒的人生态度。

　　若论对宋代端午民俗的细腻描绘，则当推苏轼的《浣溪沙·端午》：“轻汗微微透碧纨，明朝端午浴芳兰。流香涨腻满晴川。彩线轻缠红玉臂，小符斜挂绿云鬟。佳人相见一千年。”苏轼笔下的端午，没有家国沉重的叹息，只有人间烟火的温馨。词中女子为迎接端午，沐浴兰汤、缠五彩丝……每一个举动都透露出节日的仪式感。

　　而陆游的《乙卯重五诗》，则以白描手法记录了一介书生居家过端午的情景：“重五山村好，榴花忽已繁。粽包分两髻，艾束著危冠。旧俗方储药，羸躯亦点丹。日斜吾事毕，一笑向杯盘。”这首诗写于陆游七十岁那年，语言质朴如话，却生机盎然。“粽包分两髻”的生动比喻，让我们看到南宋的粽子与今日并无二致。“艾束著危冠”则是宋代端午插戴艾草的习俗。诗人虽已是“羸躯”，却依然认真地按旧俗储药、点丹，那份对生活的热爱与认真，在“一笑向杯盘”中得到了最温暖的呈现。

　　从杜甫的感念恩情，到文天祥的丹心明志；从张耒的千年哀思，到贝琼的风雨独醒；从苏轼的民俗画卷，到陆游的山村闲趣……端午在历代文人笔下呈现出丰富的画面。它既是一个追思先贤的日子，也是一个安顿身心的时刻；既有家国的沉重，也有生活的温暖。它让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在这一天找到属于自己的精神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