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红彦

　　清明节前几天我回老家收拾屋子，想着清明节回去上坟，兄弟姐妹们也能有个歇歇脚的地方。

　　当我打开锈迹斑斑的铁锁，使劲推开尘封的铁门时，院子里空荡荡的，一片荒芜凄凉的气息扑面而来。一棵长了十几年的石榴树依然弯弯曲曲，像我的母亲般静静地伫立在院落中，静候我的归来。

　　忽然，我的心情沉重了起来，想起我年迈的老母亲——想起她在时光岁月里矮小驼背的身影，她面目慈祥，身形枯瘦，精神状态却很好。每次看到我和家人回来，她总会高兴地说：“老二，你们又回来了，我在家挺好的，没事不用惦记我。”

　　从我记事起，母亲就是一个起早贪黑劳作的女人。她一生不但勤劳能干，而且总是乐善好施，街坊邻居家里一有事，她总是忙前忙后地帮忙。

　　20世纪80年代，我上重点中学那会儿，学校离家有20多里路，一日三餐都在学校吃。平时除了买笔、本子和课外辅导资料外，我并不怎么花钱。可每次返校时，母亲总要塞给我10元钱——那时候很多家长只给孩子5元钱，所以我总觉得自己格外富有。但我从来不敢乱花一分钱，就连周六放学后，也舍不得坐公交，总是和同学们一起步行回家。

　　为了让我安心上学，不在学校花销上受委屈，母亲便尝试着喂了两头小猪仔，她想靠养猪赚钱供我读书。有时候天还没亮，母亲就起床去挖野菜。等到邻居家的大门次第吱呀吱呀地打开时，母亲已经挎着两大篮子野菜回到了院子里。她不知疲倦地捏起带着露水的野菜，一把一把地撒到猪圈里，脸上洋溢着欣慰的笑容，仿佛这就是她对美好生活的全部向往——因为供我读书的开支有了着落，家里的生计也有了希望。

　　说来也怪，我家的老母猪在母亲的精心照料下，一年总能准时产下两窝猪仔。把猪仔养大后，除了贴补我的上学开支，还能满足家里的日常花销。直到我考上省公费师范学校，不用家里再掏钱，家里的老母猪就再也不下小猪仔了。

　　白天，母亲还要和父亲一起到田里干农活儿。那时候的农活儿基本上都是手工操作：春天来了，母亲带领家人到地里春耕，负责安排协调各项活计；父亲赶着家里的老黄牛犁地，不上学的姐姐则在前面牵着牛头，顺着地边往前走。

　　每到夜晚，街坊的男女老少都会聚到大街上，坐在石头墩儿上，大人们有说有笑、谈天说地，孩子们则在街道上追逐嬉戏。而母亲，却一个人坐在家里，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缝缝补补：要么给孩子们裁剪过节的新衣服，要么缝制家人过冬御寒的棉袄棉裤。后来家家户户装上了电灯，夜里的照明才好了一些。母亲一年四季都是这样，从来不肯让自己闲下来。

　　母亲虽然上学不多，却聪明善学，颇会识文断字。她还懂一些民间治病的土方法，尤其是针对小儿肚疼、消化不良，更是颇有造诣、手法娴熟。街坊邻居、乡里乡亲，谁家的婴幼儿、小孩子生病了，或是发烧、不吃饭，她总能三下两下就治好。这些土法土药都是她自己炮制的，给别人家孩子看病，从不收取分文。也正因如此，我的母亲深受乡里乡亲的敬重和爱戴。

　　此时此刻，物是人非，我站在院子中间，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嘴边轻唤母亲，却再无人应答；思念母亲的音容笑貌，却再也无法相聚。夜里睡梦中，我又见到了久别的母亲。她依然满头白发，面带笑容，步履蹒跚地端着碗向我走来，细细地向我嘘寒问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