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晓炜

　　当阳光温暖了大地，春风染绿了枝头，就该植树了。而在我国古代，虽然没有“植树节”之说，却不影响古人对植树的重视与热爱。

　　古人为什么爱植树呢？除了我们所说的环保，重要的是桑、枣等经济林木能够为百姓的生活提供帮助。孟子云：“田中不得有木，恐妨五谷，故于墙下植桑以供蚕事。”他提出种田的同时栽种桑树，以便养蚕和织布。植树管温饱不说，还能致富。《史记》记载，拥有“千树枣”“千树栗”“千树橘”的人，哪怕不是当官的，富裕程度可与王侯将相比肩，被称为“素封”。植树还有别的用处：西周时有“列树以表道”，在大路两侧栽种行道树明确方向；两汉之后，行道树种类增多，杨、柳、榆等都有，隋代开凿大运河，御道两侧亦遍植树木。植树还具有军事功能，蒙恬受命北御匈奴，“以河为境，累石为城，树榆为塞”，植榆树构筑天然屏障，有效遏制匈奴骑兵奔袭，为秦军获胜发挥了作用。

　　古人对植树的重视，体现在制度激励与政策保障上。舜禹时期设有“虞官”，掌管山林。西周时，规定孟春、季夏之月“禁止伐木”，并以“不种者，无椁”约束民众。春秋战国时期，管仲提出“民之能树艺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激励百姓植树造林。唐代朝廷下令在驿站之间广植树木，“以荫行旅”，成为惠及商旅的亮丽风景。宋代，对植树成效显著者予以优待，不仅减免赋税，还将植树实绩纳入官员考核。元代颁布《农桑之制》：每丁每年种桑枣二十株，土性不宜则改种榆柳，由官吏督促实施，失职者严惩。明清两代，植树规模进一步扩大。朱元璋素有“植树皇帝”之称，号令天下植桑、枣、柿等树。清代，明令地方官员加大宣传力度，劝导百姓植树，禁止非时采伐、牛羊践踏及盗伐林木行为。

　　在古人心中，不同树木有着不同的寓意。槐树是“寻根文化”的符号，官员与百姓都爱栽种。早在先秦时期，槐树就成为官方首选绿化树种之一，宫苑、衙门、街巷皆植有此树。《花镜·花木类考》“槐条”曰：“人多庭前植之，一取其荫，一取三槐吉兆，期许子孙三公之意。”由于槐树树龄可达千年，古人认为它能护佑子孙后代。明初山西移民以洪洞大槐树为集合点，从此使槐树成为中华民族寻根念祖的象征。柳树被视为去病消灾的神树，“桃红柳绿”“柳暗花明”，是春天的代名词。唐宋时，清明节“插柳”“折柳”“戴柳圈”的风俗盛行，朝廷还将其当成一件大事来办。梧桐是“宜子孙”的吉祥树，民间有“家有梧桐树，不愁没凤凰”的说法。梧桐姿容优美，是传统庭荫树种，古人常植于庭前、窗前，寄托美好期许。

　　古人对植树的喜好，亦体现在诗行里。屈原喜爱橘树，其《橘颂》以橘为喻，表达坚守理想的信念，相传他善种橘树，倾囊传授种橘要领。陶渊明痴迷柳树，号“五柳先生”，从他的诗句可窥一斑，像“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萦萦窗下兰，密密堂前柳”等。李白偏爱桃树，有诗为证：“楼东一株桃，枝叶拂青烟。此树我所种，别来向三年。桃今与楼齐，我行尚未旋。”他对种过的桃树，非常挂念。苏轼喜欢松树，他的《戏作种松》诗：“我昔少年日，种松满东岗。初移一寸根，琐细如插秧。”这首诗记叙了他年少时在家乡栽种松树的情景。后来他到杭州做官，修筑长堤，“植芙蓉、杨柳其上，望之如画图”，成为西湖美景之一。

　　春天，正是植树的大好时节，让我们踏着古人植树的足迹，加入到植树的队伍中，把祖国的壮美山河装扮得更加美好，把生活的家园建设得山清水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