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焕之

　　在老家，腊月真正的味道，是从一碗粥里漫出来的。初八那日，天麻亮，母亲就着星光在灶下忙碌。红枣、赤豆、莲子、薏米……那些平日收在储物罐里的干瘪种子，此刻在清水中渐渐苏醒、吸水膨胀。粥在铁锅里咕嘟着，甜糯的蒸汽顶起锅盖，将整个土灶间熏成一片暖和的朦胧。这粥是要先敬天地祖宗的，母亲舀出最稠的一碗，供在堂屋的案上，热气笔直地上升，像一根纤细的、通往旧年时光的梯子。我们眼巴巴望着，直到那股热气散尽了，才捧起属于自己的一碗，一口下去，五脏六腑都被熨帖得服服帖帖——年，真的就站在门槛外了。

　　接着便是两桩“年事”：磨豆腐与蒸馒头。石磨的呜咽声要响彻一个通宵，黄豆的魂魄在磨缝里化作乳白的生浆，哗哗流进木桶，再细细滤过。点卤是最紧要的关口，父亲此时会洗净双手，神色凝重，像学堂里批阅文章。卤水下去，那混沌的一片便倏地分出了清浊，云朵般的豆花凝起来，母亲拿葫芦瓢轻轻一压，便是水灵灵一块白玉。

　　蒸馒头则更热闹，几家人合了伙，在各家的灶台上轮番作战。面团在妇人们的手中听话地翻身、膨胀，出笼时，屋瓦上的寒霜似乎都被那喷薄的热气融化了。馒头要点红，用筷子头蘸了胭脂，在圆鼓鼓的顶上一按，像一颗颗欢喜的心跳。

　　这些热闹，仿佛都与父亲无关。他的战场在堂屋的八仙桌上。腊月二十往后，前后三庄的乡亲，胳肢窝下夹着红纸，便陆续登门了。父亲是镇中学的先生，写一手好欧体。他将袖子挽起，露出清癯的手腕。我便成了唯一的书童，折纸格、磨香墨。父亲提起笔，吸饱了，然后悬腕，落笔。那笔尖仿佛有千钧重，又仿佛轻若无物。至今我还记得，应景的联有“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一个个方正饱满的字，从笔端流淌而出，带着新鲜的、清冽的墨香。屋子里安静极了，只有毛笔擦过红纸的“沙沙”声，和围观乡亲们屏住的呼吸。写好的对联要晾在搭好的竹竿上，一片一片的红，映着土墙，像把晚霞裁碎了，铺满了人间。我负责将晾干的对联卷起，用细麻绳捆好，墨未干透的，还得小心提着边角。那浸入纸背的墨，有时会染黑我的指尖，好多天都洗不净，我便举着那手指，觉得自己也分得了些文化的庄重。

　　真正的年，是在无声的雪片里降临的。大年三十的黄昏，雪往往下得紧了，无声地覆盖着屋瓦、草垛和蜿蜒的小路。堂屋里的八仙桌被拖到中央，冷盆热炒，一点点摆满了。最中央，是一碗红烧青鱼，尾巴要翘出碗沿，寓意“年年有余”。开席前，父亲领着我们在供桌前焚香、磕头，请祖先们也回来“吃”这顿团圆饭。饭菜其实年年相似，但那一夜的灯火似乎格外亮，大人们的话似乎格外多，连平时严厉的父亲，脸颊上也泛着少见的、柔和的红光。

　　饭后便是守岁。炭盆里的火烧得旺旺的，映着每个人脸上倦怠而兴奋的光。我们小孩是熬不住的，眼皮沉沉地打架。母亲便说：“去试试新衣裳吧。”就这一句，所有瞌睡都惊跑了。将簇新的棉袄棉裤贴身穿上，布料硬挺挺的，带着阳光和米浆的香味，摩擦着皮肤，激起一阵奇异的战栗。性子急的，早已趿拉着新棉鞋，“咯吱咯吱”踩着雪，溜到邻家比看去了。整个庄子上，二三十个孩子，像一夜之间冒出的新鲜蘑菇，在雪光与灯光的交错里，争相炫耀着各自的“财宝”。压岁钱是用红纸封着的，薄薄的一张角票，捏在手里，却觉得拥有了整个世界。这一夜，再顽皮出格，大人也只是笑骂一句“皮猴子”，那根时常悬在头顶的“教训”，被这浓得化不开的“年”暂时没收了。

　　大年初一，大人们开门互道“恭喜”，声音里透着清亮。我们则像一股股快乐的溪流，涌向每一户人家。门槛跨进去，脆生生喊一句“奶奶，恭喜发财！”一把炒得喷香的花生，或是几颗难得的水果糖，便塞满了口袋。嘴里甜着，心里满着，觉得这富足，可以延续一整年。

　　如今，我离开那个泰安古镇已近半个世纪。城里的年，精致，丰盛，却总像隔着一层透明的玻璃。只有偶尔，在梦中，我还会回到那间墨香与浆糊气混杂的堂屋，看见父亲悬腕挥毫的侧影，听见母亲在灶下，用那柄铁勺，不紧不慢地搅动着，一锅越来越稠、越来越暖的时光。醒来时，唇齿间仿佛还留着腊八粥那甜而微涩的滋味——那是真正属于我的，永不落幕的年的余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