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辉

　　我的老家在石家庄往东北一百多里的村子里。那时候，一进腊月，年的脚步就听得真真的了。而腊月二十三，就是这脚步声响起来的第一天。这一天，村里人不叫“小年”，都郑重其事地说：“今儿个，祭灶。”

　　祭灶是件顶严肃又顶温暖的事。黄昏时分，父亲会扫净灶台，请出那张被烟熏火燎了一整年的灶王爷像。像两边的对子，字迹都模糊了，但意思人人都懂：“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母亲则摆上几样简单的供品，最要紧的，就是那一碟糖瓜。

　　糖瓜是赶集买来的。腊月里，像县城那样的大集，人山人海，货摊能排出两公里远，热闹非凡。卖糖瓜的摊子不用吆喝，那股子甜丝丝的、带着焦香的麦芽糖味儿，就是最好的招牌。糖瓜圆滚滚、胖乎乎的，外面洒着一层白芝麻，像个小南瓜，硬邦邦地码在箩筐里。它和现在的糖果不一样，主要用麦芽熬成，甜得厚道，也粘得实在。奶奶总说，这是给灶王爷准备的“封口糖”，让他吃了之后，嘴也甜了，心也甜了，到了玉皇大帝那儿，光拣着咱们家的好事说。

　　仪式其实简单，父亲点上三炷香，对着灶王像作个揖，嘴里念念有词，大抵是请老人家多担待、多美言。我们小孩便屏息躲在大人身后，眼睛却直勾勾地盯着那碟糖瓜。心里知道，等香火燃尽，灶王爷“吃”过了，这些甜滋滋的念想，就会落到我们肚子里。

　　终于等到仪式结束，母亲笑着把糖瓜分给我们。迫不及待地咬上一口，“嘎嘣”一声，先是脆，随即那糖就在嘴里软化了，变成一股极具黏性的、浓郁的甜，牢牢地裹住牙齿。你得用力咂摸，用舌尖去顶，那甜味和着芝麻香，才一点点地化开，慢悠悠地往心里钻。那种甜，是有趣的，带着一种“对抗”的乐趣，仿佛自己也参与了一场和神仙的小小“密谋”。

　　后来，我到外地读书，有一年寒假紧赶慢赶，到大年三十才回到家。一进厨房，看见簇新的灶王爷像已经贴好了，两边还是那副红纸黑字的对子。母亲有些遗憾地说：“二十三没赶上，给你留的糖瓜，都快化没了。”我捏起一块已经有些发软的糖瓜放进嘴里，它黏糊糊地贴在口腔里，那股熟悉的、粗粝的甜，瞬间把我拉回了每一个在灶膛边守候的黄昏。那一刻我忽然觉得，祭灶祭的或许不只是一尊神仙，更是我们对家庭圆满、日子平安的那份笨拙而虔诚的祈愿。而在冀中平原的无极、定州一带，小年的习俗还有围坐吃饺子、商量年事的讲究 —— 团圆的意义，从这天起便已悄然酝酿。

　　如今，我在城市的楼房里，厨房干净明亮，用的是燃气灶，没有灶台，更找不到贴灶王像的地方。灶王爷似乎真的“失业”了。超市里能买到各式各样精致的糖果，巧克力、奶糖、水果软糖，它们甜得标准，甜得毫不费力，却再也粘不住任何东西，也粘不住我对一个日子的期盼。

　　前些日子，听说郊县大集上还有卖传统糖瓜的，我特地开车去找。果然在集市角落找到了，包装朴素，价钱也便宜。我买了一大包回来，拆开一颗放进嘴里。还是那样的脆，那样的粘牙，工艺或许更好了。可是，嚼着嚼着，我却觉得，它只剩下了“甜”本身。那甜味后面，没有黄昏时分炊烟的背景，没有父母轻声的祷祝，也没有一群孩子眼巴巴等待分享的炽热目光。它终究只剩了糖的本质，却再无当年的烟火气与仪式感。

　　我终于明白了，那粘住灶王爷嘴巴的麦芽糖，真正粘住的，是一段热气腾腾的旧时光，是一家人围炉夜话的烟火气，是人们对未来简单的相信与敬畏。如今，糖瓜易得，而那个需要我们用甜蜜去“贿赂”神明、以求心安的年，那个仪式感大于内容的、朴素的年，却像灶王爷画像上腾空的青烟，渐渐地，散了，远了。

　　“二十三，糖瓜粘。”这句童谣还在流传，可糖瓜粘住的东西，终究是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