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芳

　　近日,拜读孟昭旺先生新作《北乡谣》，久久不能平静。如同做了一个梦，梦中回到了我幼年生活的乡村，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就是本家的能人、北头那个媳妇、村口那个郎中……只是，他们留在了20世纪80年代，留在了故园，留在了我们共同的记忆中。倏忽40年过去，人事音书漫寂寥，今日，我们阅读《北乡谣》，寻望当日的村庄和家园，寻找那些鲜活的生命，将曾经的日子刻录在北方大地上。

　　喜欢这本书，首先源自它以小见大的布局。翻开《北乡谣》，仿佛打开了时光的闸门，20世纪80年代的气息扑面而来。那是一个村庄从沉睡到苏醒的年代，是中国乡土社会经历千年未有之变局的转折点。作者笔下的董村，既是一个具体的地理存在，更是千千万万个中国乡村的缩影。在这片土地上，历史与未来奇妙地交汇，爱情、友情、亲情在变革的浪潮中经受考验，梦想与现实在希望的田野上激烈碰撞。阅读这本书，不啻于重新经历了一遍那个充满矛盾与生机的年代。

　　赞叹这本书，也源自作者那近乎神圣的克制感。面对尖锐的矛盾冲突，作者从不声嘶力竭；触及深刻的理论命题，作者也绝不说教。这种克制不是冷漠，而是一种历经沧桑后的通达，是对生活本身复杂性的敬畏。当村民因土地分配而争执，作者只是平静地呈现各自的处境与诉求；当年轻人因理想受挫而痛苦，也只是细腻地描摹他们的迷茫与坚韧。这种点到为止的叙事风格，恰恰赋予了作品极大的阐释空间，让读者在看似平淡的叙述中，感受到生活本身的惊心动魄。

　　佩服这本书，还因为其语言描写堪称一绝。每个人物的话语都那么贴切自然，仿佛就是从我们自家村里飘来的声音。老支书的话语里带着权威与世故，年轻人的谈吐中充满向往与不安，妇女们的闲聊间满是生活的智慧与无奈。这些语言没有刻意地雕琢，却精准地捕捉了乡土中国的语言生态。正是通过这些活生生的语言，作者成功地构建了一个真实可感的乡村世界，让读者不仅看到了董村的面貌，更听到了董村的呼吸。

　　《北乡谣》的厚重，还体现在它对20世纪80年代乡村风俗的全景式记录。串亲访友时的人情往来，娶亲时的热闹与规矩，生娃时的喜悦与担忧，丧礼上的悲痛与仪式，乃至街头卖艺的江湖气息——这些风俗不仅仅是故事的背景，它们本身就是故事的有机组成部分。作者通过这些风俗的细腻描写，展现了乡土中国如何在这些仪式与惯例中维系其文化血脉，如何在现代化的冲击下坚守又调适。风俗是董村的年轮，记录着这片土地的悲欢离合与文化记忆。

　　书中“董村与罗寨”的篇章，尤为耐人寻味。这两个村落的对照，产生了“假作真时真亦假”的艺术效果，令人联想到《红楼梦》中的贾府真假之辨。罗寨仿佛是董村的镜像，既相似又不同，这种虚实相生的叙事策略，巧妙地揭示了当代农村人的身份迷惘。嘉莉未能走出的董村，何尝不是21世纪无数农村人共同的精神困境？我们要走出乡土寻找更广阔的天地，还是要回归乡村守护文化的根脉？这个问题，至今依然困扰着每一个与乡村有着血脉联系的人。

　　另外，花成泥的歌谣在书中反复出现，如同点破迷津的钥匙。“天怕浮云地怕荒，人怕痨病物怕伤……”这简单的歌谣里，蕴含着乡土中国最朴素也最深刻的生活哲学——关于变迁与坚守、个体与集体、逝去与新生。一首首歌谣是董村人的精神密码，也是解读整部作品的钥匙。它们提醒我们，生活的玄妙往往就藏在这些看似平常的民间智慧中。

　　《北乡谣》通篇采用明丽淡雅的文字，犹如一幅精心绘制的水墨长卷，将北方乡村的自然风光与人文生活娓娓道来。毒辣的日头、晴天残雪、返青麦苗、七奶奶盘鸡、孝正娶亲、宝相打野兔等景物与事件的描写，无不是清爽着墨、简洁叙述、意韵悠长，无不体现着作者对这片土地深沉的爱。作者对这里的人们理解至深，却从不神化。这种平淡、平衡的叙事姿态，使得作品充满艺术的感染力与思想的穿透力。它不仅仅是在讲述一个村庄的故事，更是在为变迁中的乡土中国立传，为迷茫中的乡村灵魂歌唱。

　　合上书，董村的影像却在脑海中越发清晰。那些鲜活的人物，那些熟悉的对白，那些浸透着悲欢的风俗，共同构成了一曲苍茫大地的心灵之歌。这歌声中有对过去的怀念，有对现在的思考，更有对未来的期盼。在城市化不可逆转的今天，《北乡谣》为我们保留了一份珍贵的文化记忆，也为我们在现代化浪潮中如何安顿乡土之魂提供了深刻的启示。

　　或许，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回不去的“董村”，它既是我们出发的地方，也是我们精神的归宿。而《北乡谣》的价值，就在于它让我们在回望那个村庄时，能够更清晰地认识自己从何处来，思考该向何处去。这部作品不仅是文学的收获，更是一次文化的寻根与心灵的洗礼。北方广袤的田野上，面对高高的天空，我们再次唱起传了一代又一代的童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