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锐

　　苏轼是北宋政治家、著名文学家。他20岁进士及第，为官40载，但仕途充满了波折。“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苏轼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让他始终对家国有一种深厚的感情。纵观苏轼的一生，进可安天下、退能怡自身，演绎着旷达的人生。

　　苏轼的家国情怀主要体现在他对国家的忠诚和勤政爱民的行动上。苏轼自小接受儒家的正统教育。其父苏洵是宋代文学家，其母程氏曾以东汉名士范滂的事迹勉励他砥砺名节。苏轼继承了父辈的优良传统，读书正业，“奋厉有当世志”。北宋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苏轼与弟弟苏辙参加了由仁宗皇帝亲自主持的制科考试。应试前，苏轼撰写了25篇《进策》、25篇《进论》；应试当场，又写了《礼以养人为本论》等五论，这彰显了他在政治上的远见和抱负。宋仁宗读了苏轼兄弟的答卷，高兴地对曹皇后说：“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

　　苏轼一生宦海浮沉，无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都以为民做事为己任。苏轼曾两度在杭州任职，一次被贬，一次外放，为时共五年。他赞美杭州之美丽，把西湖比作西子；他组织民众治理“六井”、疏浚西湖。他在《杭州乞度牒开西湖状》中，多次提出宋代西湖不可荒废的五条理由。这充分体现了他的“民本情结”和恪守为民请命的操守。

　　公元1077年，时任徐州知州的苏轼积极应对自然灾害，组织军民抗洪、筑堤，并修建了著名的黄楼以抵御洪水。苏轼在了解“彭城旧无石炭”后，立即派人寻找煤矿，不仅解决了百姓的取暖问题，而且促进宋代完成了由木炭炼铁到煤炭冶铁的转变。他在《石炭（并引）》一文中云：“以冶铁作兵，犀利胜常云。”

　　公元1094年闰四月，苏轼被贬至广东英州（今广东英德），六月又接到改贬至惠州的诏命。当他路过庐陵（今江西吉安）时，见到曾安止。苏轼发现辞官乡居的宣德郎曾安止所著的水稻品种专志《禾谱》中介绍了水稻的品种、特征和栽培方法等，却缺少“农器”的记载。苏轼回想起自己在武昌见到农夫骑着“秧马”插秧的劳作场景，欲将这一农具普及推广。苏轼到惠州后，看到惠州农民也是弯腰屈背插秧，非常辛苦，就将《秧马歌》抄送给博罗知县。在木匠的帮助下，苏轼制造了新式“秧马”。后来，苏轼把经过改良的“秧马”推荐给惠州太守，从而使它在惠州大面积推广。这表明苏轼虽然在政治上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他依然坚守着家国情怀。

　　苏轼的家国情怀在他的诗词中也多有体现。青年时代的苏轼，有“何时逐汝去，与虏试周旋”的诗句，涌动着诗人驰骋疆场的激情。入仕后，他发出“早岁便怀齐物志，微官敢有济时心”的感叹。这是苏轼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理想信念。公元1075年，38岁的苏轼任密州知州。他在《江城子·密州出猎》中云：“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这首词展现了诗人的豪情壮志，表达了愿意为国效力的爱国情怀。

　　苏轼被贬黄州后，生活清苦，但并未因此消沉，反而创作了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他在《与李公择书》中云：“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这表达了其爱国心志。在黄州，苏轼的官衔是团练副使、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尽管都是闲职，苏轼却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责任感，时刻关心着农民的温饱问题。他在一首词中写道：“雪晴江上麦千车，但令人饱我愁无。”大意是，江上大雪纷飞，瑞雪兆丰年，明年麦子定能丰收，只要百姓吃饱我就不愁了。

　　苏轼一生心系家国天下，在长期担任地方官的过程中，对水、旱等自然灾害十分关注，常常为不能消除灾害而深感内疚。他有诗云：“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肤肌。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饥。”这种家国情怀使得他的作品不仅具有文学价值，而且具有社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