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则臣，江苏东海人，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供职于杂志社。著有《耶路撒冷》《北上》《王城如海》《跑步穿过中关村》《如果大雪封门》《北京西郊故事集》等。曾获鲁迅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家奖、冯牧文学奖、郁达夫小说奖等。长篇小说《北上》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中宣部第十五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2018中国好书”奖等。部分作品被翻译成英、法、德、日、西、意、俄、阿、韩、蒙等二十余种语言。

　　□徐则臣

　　我十九岁开始决定当一个作家，至今我的写作何以为继？我要靠什么样的内驱力，依然能够把写作和个人的生命有机结合起来，以让写作必要、自然、从容、不竭地进行下去？

　　我认真地思考过，或许此四者，是眼下我写作的源动力。

　　其一，探究的激情

　　必须承认，和26年前铺天盖地的好奇心相比，我的兴奋点逐渐聚焦到有限的若干问题上，我有一种降落后的踏实感，落到那些问题上，抓住了，扎下根。

　　我不会再大而无当、漫不经心地“心怀天下”，我只想深入、持久地把我最感兴趣的几个问题弄明白。

　　我对它们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探究的欲望，我要做的只能是深挖洞、广积粮。问题意识已经成为我写作最重要的生长点之一。

　　其二，思考的习惯

　　读书和写作给予我的最大恩惠，不是知识、结论和已经写出来的一本本书，而是思考的习惯。

　　每天脑子都在转，已经成为一种永不停息的本能，做梦都能听见思考的发条咔嚓咔嚓走动的声音。

　　我从不妄想我的思考能够洞穿这世界的某些隐秘，但我享受这种时刻都能与世界劈面相逢的新鲜与艰险，这是一种青草、岩石和冰雪消融之际的水流混生而成的状态，它会催生出同样清冽、绵延不绝的书面口语的普通话，我要做的就是把这些声音用文字记下来。

　　其三，自我辩难的需要

　　思考的习惯让写作成为可能，而写作让思考得以深入和持久。

　　写作越来越成为我将某些思考充分展开的最有效的途径，那些含混的、模糊的、似是而非的东西，在修辞的运行中逐一现身，变得清晰、确定或者更加含混、模糊和似是而非，而被文字精密加持过的含混、模糊和似是而非，其实已经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清晰和确定了。

　　年既长，思考与写作也日久，我所确定之事越来越少，犹疑和辩驳越来越多，如果不动笔，我可能会无所适从，变成一个不可知论者。

　　其四，艺术的担当

　　写作二十多年，当文学编辑也近二十年，在这个行当里摸爬滚打至今，尽管没弄明白，一知半解总是有的，就在这一知半解中，也深知文学尤其是小说，在当下面临拓展疆域的困境。

　　开疆拓土，一是小说这门艺术自身发展的需要。且不说西方现代小说，只论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中国现代小说，一百多年来获得长足发展，在小说的各个面向上都已趋于饱满成熟，内在的破与立必然要提上日程。

　　再者，中国和世界几十年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以网络和全球化的改变最为迅猛和深刻，不唯世界面貌在改变，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的内心也在改变。

　　文学是世界观的反映，世界变了，世界观必然也随之变化，文学亦当相应有所调整，突破既有的形式、框架和理解。一代有一代的文学，此之谓也。

　　在我看来，一个作家，当写他想写的，写他能写好的，同时，还要写他应该写的。

　　所谓应该写的，就是在他对自身和所处时代的写作有充分理解之后，有责任和义务对文学面临的问题做出回应，对必要的尝试展开探索，于困境中寻找解决之道，于拘囿处为之开疆拓土。

　　任何一个艺术门类的从业者，都不仅是躲进小楼的单独个体，还应该是他所从事的行当中的有机一分子，他要有他的艺术的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