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钰珍

　　又到除夕日，每年这个时候，我都会想起小时候那顿年夜饭。

　　记得那是还未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时候，每个生产队都搞一些副业增加集体收入，如做粉条，做挂面，磨豆腐……

　　我们生产队是做粉条的，夏天做豌豆粉，冬天做甘薯粉。挖完甘薯，种上冬小麦，队里就开始制作甘薯粉丝，爹和周伯负责销售。

　　那天赶集，年关将至，采买年货的人络绎不绝。爹和周伯的粉丝摊儿前挤满了买粉丝的人，周伯负责称，爹负责收钱，还未到晌午，两大筐粉丝便卖了个精光。爹与周伯清点了货款，一共66.23元。今年粉丝比往年一斤多卖5分钱，高兴之余，爹将钱交给周伯，让他装好。两人商量，去集中心的工农饭店，一人吃一碗海带汤就回队上交差。谁知，街上置办年货的人太多了，提筐挽篮的，背篼挑担的，摩肩接踵，熙来攘往……爹和周伯好不容易挤了出来。来到饭店，爹掏出一毛钱，为俩人各要了一碗海带汤（5分一碗）。周伯说：“我去门口买两个锅盔来。”他边走边掏荷包，谁知，衣裳里所有的包包都找遍了，卖粉条的钱不见了踪影。周伯大叫一声：“妈呀！坏事了。”便像醉汉一般趔趄着向地下倒去。爹一个箭步跑过去，将周伯揽靠在自己身上。当周伯悠悠醒来，老泪纵横地说，钱丢了。

　　爹扶起周伯，百思不得其解，明明看见周伯将钱放进贴身衣袋里，咋会丢呢？寻思一阵，一定是遇见小偷了。那时男人每天劳动工分是一毛钱，女人八分，这笔钱，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啊。

　　两人垂头丧气回到队里，早有赶场的“顺风耳”将此事报告给了队长。队长的气不打一处来，一见到他俩就咆哮道：“这是全队人的过年钱，被你俩整没了，你俩各赔一半。”

　　腊月二十八，队上家家分猪肉、清油、挂面、面粉，而我们家和周伯家啥也没分到，灶房里除了有几棵白菜，几根白萝卜，一背篼甘薯，啥也没有了。还有两天就是除夕，这年咋过？母亲问爹。爹阴沉的脸像天上的乌云，默默无语，转身出了门。

　　晚上回来的时候爹手上拿了两只野兔，说是他的好朋友邓叔送给他的。第二天一早，爹叫我给周伯送去一只。

　　除夕那天，别人家挂对联，放鞭炮，炸酥肉，而我们家静悄悄的，桌上只有一碗白萝卜烧兔肉，一盘素炒白菜，一盘凉拌胡萝卜丝，一碗炖甘薯粉条，一盆青菜汤。爹歉疚又温和的眼神，把我们一家七口照得严丝合缝，他说：“吃吧，天冷，早点吃了上床捂着，兔肉香得很哩。”于是，我们关起门来，准备过年。咚咚的敲门声惊落我刚刚夹起的兔肉，搁下筷子打开门，见门外的胖丫端了盘酥肉，李婶端了碗坨坨肉，王大嫂端着盘油炸甘薯丸子，队长送来了三把挂面，一刀猪肉，几斤面粉。望着丰盛的餐桌，母亲流下了感激的泪水，爹也红了眼，而我们兄妹七人则迫不及待地伸出了筷子。

　　几十年过去了，那顿年夜饭一直温暖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