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雷

　　上世纪80年代的冀中平原，5月南风掠过滹沱河两岸，万亩麦田便褪去青涩，翻起层层金浪。“三夏”不等人，抢收又抢种。这句祖辈传下来的老话，像根紧绷的弦，一到芒种就准时拨动，催着家家户户奔赴田间。那是一场与暑气赛跑、与农时较劲儿的战役，镰刀的寒光、车轮的尘烟、汗水的咸涩，交织成一代人最滚烫的乡村记忆。

　　麦收时节，劳力就是底气。天刚露鱼肚白，村庄还浸在薄雾里，鸡鸣就撕开了宁静。我揣着母亲备好的粗布帕子，跟着父亲、哥哥往麦田走，脚下的土路被晨露浸得松软，踩上去“沙沙”作响。田埂边的野草沾着露珠，嫩黄的芽尖顶着泥土，远处的白杨树影影绰绰，勾勒出平原特有的开阔轮廓。大人们扛着磨得发亮的镰刀，木柄被岁月摩挲得光滑温润；半大的孩子提着竹篮，专捡掉落的麦穗；奶奶挎着竹编饭篮，里面是凉透的绿豆汤和贴饼子，蹒跚着跟在后面。学校放了半月麦假，在外打零工的舅舅、姨父也赶回来，就连出嫁的表姐，也带着女婿回娘家搭手。

　　割麦的苦，是刻在骨子里的疼。日上三竿，暑气像蒸笼似的裹过来，气温飙到三十七八摄氏度，热风卷着麦芒，往衣领和袖口钻，扎得皮肤又痒又疼。父亲弓着腰，左手攥住六垄麦秆，右手挥镰“唰唰”作响，金黄的麦捆应声倒地，麦茬齐刷刷露出地面。我学着哥哥的样子，攥着四垄麦秆，镰刀却总不听使唤，要么割不断麦根，要么把麦秆劈得七零八落，汗水顺着额头往下淌，迷了眼睛，擦一把脸，反倒蹭得满脸麦糠，引得旁边的婶婶们直笑。弯腰久了，腰杆像灌了铅，直起身时眼前发黑，得扶着麦捆缓好一会儿才能站稳。可没人敢多歇，麦熟一晌，要是遇上雷雨，一整年的收成可能就泡汤了。

　　邻里互助是“三夏”里最暖的光。东邻家劳力少，西邻家吃完早饭就主动凑过去。歇晌时，田埂上摆开各家的饭食：张家的捞蒜面拌着黄瓜丝，李家的贴饼子就着咸菜疙瘩，王家的绿豆汤里飘着薄荷叶。大家蹲在树荫下，边吃边唠，说今年的麦子成色，算着交公粮的数量，笑声混着蝉鸣，在麦田上空飘得很远。谁也不计较谁多干少干，只知道“麦收无闲人”，帮别人就是帮自己。

　　割好的麦子要尽快运到打麦场。上世纪80年代，俺们村里大多是毛驴车和架子车，父亲和哥哥装车，麦个子要码得像小山，外层用草绳捆牢，防止半路散落。后来村里有了第一台小四轮拖拉机，突突的马达声一响，全村都知道“老王家要运麦了”。打麦场在村东头的空地上，家家户户的麦垛堆得密密麻麻，金黄的麦秆透着麦香。早几年用石磙轧场，毛驴拉着石磙在摊开的麦秆上慢悠悠转圈，父亲手里牵着缰绳，嘴里哼着不成调的梆子戏；到了80年代末，绿皮脱粒机成了“主力”，轰隆隆的机器声震耳欲聋，几个人分工合作，有的往机器里送麦秆，有的接麦粒，有的扫麦糠，忙得脚不沾地。

　　扬场是个技术活，得等风来。父亲攥着木锨，铲起混着麦糠的麦粒，顺着风向高高扬起，麦糠被风吹得像雪花似的飘远，饱满的麦粒“簌簌”落下，在地上堆成金黄的小丘。我总想试试，可木锨沉得扛不动，好不容易铲起一点儿，要么扬得太低，麦糠和麦粒分不干净，要么扬偏了，麦粒全洒在外面，父亲就笑着接过木锨：“这活得练，急不来。”

　　麦粒入袋，抢种就紧接着开始。“收麦如救火，种秋如抢宝”，拖拉机带着旋耕机翻地，泥土味儿扑面而来，母亲跟在后面撒化肥，哥哥推着播种机，玉米种子顺着漏管埋进土里，覆土、压实，一气呵成。有时候忙到深夜，田间的马灯亮成一串，人影在灯光下晃动，蛙鸣伴着拖拉机的声响，成了夏夜里最特别的催眠曲。

　　麦收的最后一道工序是交公粮。晒干扬净的麦粒装在麻袋里，鼓鼓囊囊的，拖拉机拉着去镇上粮站。排队时，粮站的院子里挤满了车和人，大家互相打听着今年的收购价，工作人员用铁钎插进粮袋，抽出一把麦粒查看成色，合格了就过磅、入库。看着麦粒被倒进粮仓，父亲脸上才露出舒展的笑——交完公粮，剩下的粮食够一家人吃一年，这趟“三夏”才算真正忙活完。

　　如今再回冀中平原，联合收割机半天就能割完几百亩麦，打麦场早已变成了蔬菜大棚，镰刀、木锨成了爷爷收藏的老物件。可每当南风再起，麦浪翻滚，那些弯腰劳作的身影、田埂上的欢声笑语、脱粒机的轰鸣声，总会清晰地浮现在眼前。上世纪80年代的“三夏”，是庄稼人用汗水浇灌的希望，是邻里间不分你我的温情，是平原儿女对土地最虔诚的敬畏。那段滚烫的岁月，早已融进麦香，刻进乡愁，成为再也回不去，却永远忘不掉的珍贵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