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 李立华

　　1969年某一天，考古工作者正在河北定州北宋静志寺塔基地宫中小心翼翼地清理着文物。当尘土被层层拂去，一件造型独特的瓷器逐渐显露真容——这是一顶微缩的瓷轿，整体呈四方形，底座边长10厘米，通高15.8厘米。六角攒尖式轿顶下，四名轿夫肩扛轿杆，透过半悬的门帘，隐约可见轿内跪坐一女子。据考古报告记载，这顶瓷轿出土时保存相对完好，个别轿夫身体部位略有残缺。文物专家很快确认，这件器物为北宋时期定窑的产物。

　　宋代陶瓷工艺集大成者

　　从结构上看，瓷轿可分为轿顶和轿身两大部分。轿顶采用六角攒尖式设计，顶尖塑一宝珠，弧形轿檐向上翘起，六个坡面各饰一朵宝相花。轿身部分则体现了定窑工匠对细节的极致追求，四名轿夫立于方形平托上，肩扛轿杆，姿态生动。其中，三名轿夫头戴方巾，另一名则头饰花冠，四人皆着短衣长裤，腰扎汗巾，一手把握轿杆，另一手叉于腰侧。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一位轿夫的服装色彩明显有别于其他三位，整身黄褐色，头饰也与众不同。这种差异可能是工匠有意为之，以表现宋代轿夫的不同身份或等级。

　　定窑作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以生产精细白瓷闻名于世。在宋代定窑以单色釉为主的背景下，工匠们为了突出花轿这一主题，特意将轿顶施以褐色釉，与轿身的白釉形成鲜明对比，增强了作品的立体感和视觉冲击力。不仅如此，定窑工匠还综合运用了捏塑、堆贴、镂空、模印、压花、刻花以及点彩等多种技法，将土与火的艺术发挥到极致，堪称宋代陶瓷工艺集大成者。定窑白釉褐彩轿虽是一件微缩模型，却真实再现了北宋时期民间四人肩舆（轿子）的真实形制，为研究宋代交通工具和社会风俗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宋代交通工具的社会镜像

　　轿子，在中国历史上起源甚早，其前身为肩舆或步辇。直到宋代把肩舆和步辇的乘椅、躺椅改制成厢式，“轿子”才出现。到北宋中后期，随着城市经济发展和街巷格局的变化，轿子因其灵活性和舒适性，逐渐成为城市中一种重要的代步工具。据宋代文献《东京梦华录》记载，汴京街头轿子往来频繁，有专门的“轿行”提供租赁服务。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亦可见汴京街头使用轿子的生动画面。例如，画卷中段，闹市区内正有一顶两人抬小轿穿行于人群之中。轿夫步履轻快，轿子形制简洁，很可能就是当时“出租车”一样的存在，供市民租赁代步。

　　按抬轿人数，宋代轿子可分为二人抬、四人抬和八人抬不等，抬轿人数往往与乘坐者的身份地位直接相关，轿子的使用范围和形制特点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等级制度和出行风尚。定窑白釉褐彩轿展现的四人轿在宋代属于中等规格，一般为官员或富商使用，普通百姓多使用二人抬的小轿。另外，宋代轿子的材质与装饰也是社会等级的反映。现实中的轿子多用木材制作，外覆绸缎、毛毡等材料，装饰华丽程度因主人身份而异。定窑工匠将这种交通工具转化为陶瓷艺术品时，巧妙运用釉色变化和多种技法模仿真实轿子的装饰效果：轿顶捏塑成绳子和毛毡结扎而成的形状，六面各贴一朵模印的团花，这些精心塑造的真实细节都源自对实际轿舆的认真观察。

　　《清明上河图》中，临近拱桥最高处，出现一顶华丽的四人抬官轿，并有仆从前后跟随。轿子经过时，熙熙攘攘的人群自动退后避让，可见人们对官轿的敬畏。据《宋史》记载，京师官员乘轿之制，始自徽宗政和三年（1113年）时，因为“大雨雪，连十余日不止，平地八尺余。冰滑，人马不能行，诏百官乘轿入朝。”但是，这仅为权宜之计，并非定制，只是一时因气候变化暂时准予官员乘轿。北宋初期，乘轿是一种政治礼遇，是年老或有病的重臣奉旨入殿议事时享受的优待。但是，读陆游的《老学庵笔记》卷十却又可知，“蔡太师作相时，衣青道衣，谓之‘太师青’；出入乘棕顶轿子，谓之‘太师轿子’。”由此可见，对于蔡京来说出入坐轿是一种常态，是一种官势权力的象征。而且，轿子还堂而皇之地以“太师”冠之，足可见其位极人臣的威严、宠幸与奢华。

　　宋代士大夫阶层的乘轿百态

　　虽然，乘轿是北宋初期的一种政治礼遇。但是，有浓厚民本思想的宋代士大夫，常常以“以人代畜”为由拒绝乘轿。北宋神宗年间，重臣王安石退休后在南京钟山筑了个“半山园”居住，出入一不坐马车，二不坐轿子，“惟乘驴”。他认为马车是官员的公务用车，只能公务使用，不是给官员专配，解除公职后就不能使用了，由此表明彻底脱离政界、完全归隐林泉的态度。看王安石年事渐高，亲朋好友纷纷劝他：不坐马车可以乘轿子嘛！王安石正色说道：“自古王公虽不道，未尝敢以人代畜也。”如今看来，这话出自封建集权时代的士大夫之口，是多么难能可贵！和王安石一样，当时很多士大夫也持这种观点。比如，极力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司马光，也“不喜肩舆，山中亦乘马”。北宋理学家和教育家，历任汝州团练推官、西京国子监教授的程颐，也是“自少时未尝乘轿”。有一次，他与两位官员游蜀道，山路崎岖难行，作陪的官员提出要坐轿子，程颐坚决反对说：“某不忍乘，分明以人代畜。”其实，“以人代畜”的说法早在唐代就已出现。武则天追求奢华生活，想要以人力抬辇。监察御史王求礼上书“自轩辕以来，服牛乘马。今辇以人负，则人代畜”表示反对。

　　南宋时期，朱熹对比宋初与当朝乘轿风气时曾感慨道：“南渡以前，士大夫皆不乘轿，如王荆公伊川皆云不以人代畜。”可见彼时官员乘轿活动已有扩大之势。研究发现，宋代乘轿活动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北宋初期到北宋中期为第一阶段。乘轿的方式主要是特赐乘轿，乘轿人员也限于部分皇室成员和一些年老有疾的高级官员，对于民间乘轿活动有一定惩罚举措。朝廷规定：严禁非品官及富商、艺人等乘坐，不许他们“与尊者同荣”“与贵者并丽”。徽宗时又进一步明确：“非品官不得乘暖轿”，所谓“暖轿”指有轿顶轿厢，四面有遮蔽，可避风雨不受寒气的轿子。反之，就是没有轿厢轿顶，裸坐于板凳上，四面受风的“凉轿”，类似于至今仍然可见的“滑竿”。第二阶段是北宋中后期至北宋末年。当时政治和社会生活逐渐奢侈化，与宋初倡导的节俭之风渐行渐远，禁轿政策出现松动，乘轿出行成为官民皆可的日常，正如《清明上河图》中展现的那样。南宋时期为第三阶段，这一时期延续了北宋中后期的乘轿风气，官员乘轿活动逐渐制度化，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的特赐乘轿方式。

　　如同一枚时间胶囊，定窑白釉褐彩轿封存着北宋汴京街巷的喧嚣——轿夫肩头的颤动、轿帘后女子的呼吸、轿顶宝相花上流动的天光，都在瓷釉的庇护下定格。这顶从定州静志寺地宫走出的宋代瓷轿，将一脉俗世红尘、千年礼仪制度，拓印在不朽的瓷土之上，从平凡的生活场景升华出动人的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