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东伟

　　人生的行囊里，总有些旧事，如一枚枚温润的琥珀，封存着时光的色泽与生命的微响。四十载光阴弹指而过，然而20世纪80年代初，在河北师范大学读书时那段勤工俭学的日子，却依然清晰地烙在心底，每每思之，恍如昨日。

　　我来自燕山深处的农村，身后是八口之家赖以生存的薄田，与父亲在公社当合同制工人那份微薄的薪水。能考入河北师范大学，于我和家庭皆是荣光，亦是一份沉甸甸的负担。幸而，学校体恤我们这些贫寒学子的窘迫，组织了勤工俭学，让我们在求索知识之余，也能以一己之力，撑起一片小小的晴空。

　　我的第一份“营生”，是在师大门口的树荫下卖冰棍。从学校租来一个白色的木箱，里面衬着厚棉被，课余时便匆匆赶往冷饮批发站。初时，我抱着那冰冷的箱子，站在人来人往的校门口，只觉得脸上火辣辣的，目光躲闪，羞于吆喝。同学们投来的每一道目光，都像是一根细小的针。说来也巧，我当时是学校曲艺团里说相声的，迎新晚会、元旦联欢上，也算是个混了个脸熟的“小名人”。这一下，可“坏”了事。过往的同学总有认出我的，“哎，这不就是说相声那谁吗？来来来，支持你一下，买根冰棍！”他们善意的笑声和热情，瞬间融化了我心头的冰壳。我渐渐放下了那无用的书生意气与羞怯，开始学着大声叫卖：“冰棍——奶油冰棍——”声音从最初的细若游丝，到后来的清亮坦然。那一声声吆喝，卖出的不只是冰棍，更是一个农村青年迈向自立、笨拙而坚实的第一步。

　　新年将至，我又嗅到了新的商机。那时的大学生，时兴互寄明信片传递祝福。我立马行动，批发来一大挎包印着风景、明星的明信片，斜挎在肩上，像个货郎，穿梭于石家庄的各所大学之间。“同学，要明信片吗？新年寄给朋友正好！”这生意竟出奇地好。看着挎包一点点瘪下去，又急匆匆地去进货，心里充盈着一种单纯的、奔跑着的喜悦。最后没卖完的，我也不觉惋惜，正好自己拿来，一笔一画，寄给了天南海北的旧友与新朋。那一张张小小的明信片，承载的何止是问候，更是我自力更生的满满成就感。

　　最令我难忘的，是一次我们历史系组织去北京游学。我心向往之，却囊中羞涩，无法成行，只好请假未能参加。不甘之下，我竟冒冒失失地跑到了当时名震全国的石家庄造纸厂，鼓足勇气，寻到了那位传说中的“明星厂长”。我结结巴巴地说明来意——想利用假期打工，挣点儿生活费。厂长听着，目光由审视转为柔和。他或许是被我这农村孩子的莽撞与自立所打动，不仅应允我在厂里做了10天工，临别时，竟塞给我50元钱，还特意买了几个金黄油亮的面包，塞到我手里。他拍着我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孩子，拿着。好好读书，将来毕业了，找份好工作！”那50元，在当时于我而言，不啻为一笔巨款；那几个面包的香甜，与那份来自陌生长者的温暖，让我一路从厂房走回学校，脚步都是飘的。虽然最终我也没能去成北京，但这份际遇，却比任何一次游学都更深刻地教会了我：人间自有温情在。

　　自然，还有在肉铺里打工时手起刀落时沾染的油腻，书亭前吆喝着售卖杂志时的沙哑嗓音……那些日子，起早贪黑，风里来雨里去，常常是啃着冷馒头赶去上工，在熄灯后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宿舍爬上床铺。艰辛吗？自然是艰辛的。但如今回望，那段岁月磨砺了我的筋骨，更擦亮了我的双眼。它让我过早地体会了生活的不易，也让我更早地见识了人情的冷暖，社会的广阔。

　　四十年白云苍狗，那个怀抱冰棍箱羞涩的青年，那个背着挎包奔跑的学生仿佛就在眼前。感谢那段清贫而丰盈的岁月，它用汗水为我浇筑了人生最坚实的基石。往事的滋味，品来，初是微苦，而后，满口回甘。

　　作者简介：

　　张东伟，满族，出生于1965年11月。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多年来在工作中曾策划主编或参与编辑出版文学、史志书籍十余部，业余时间坚持散文创作，先后在《当代人》《散文百家》《乡音》《河北工人报》等三十多家报刊发表散文随笔多篇，已出版散文集《岁月灯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