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 李立华

　　岁岁重阳，今又重阳。九九重阳节是一个属于长者与秋光的日子，人们登高望远，纾解秋思的同时，眺望更为辽阔的生命境界。河北博物院所藏清代碧玉香山九老图笔筒，仿佛专为重阳佳节所作的一曲无声礼赞。笔筒之上，唐代香山那场著名的九老雅集，被能工巧匠永恒镌刻。它所呈现的，正是重阳文化最核心、最诗意的图景：如何在霜雪将至的生命之秋，葆有精神的富足、友情的温暖与生命的尊严，从而抵达一种超越时间的人文理想。

　　雅集场景的叙事与呈现

　　“空门寂静老夫闲，伴鸟随云往复还。家酝满瓶书满架，半移生计入香山。”白居易这首《香山寺二绝》，正是自己晚年悠闲隐逸生活的真实写照。唐会昌五年（845年），时年74岁的诗人退隐于洛阳香山。自号“香山居士”的他，早已看透官场浮沉，选择在山水间安顿晚年生命。他与另外八位志同道合的高龄致仕文人——胡杲、吉旼、刘真、郑据、卢贞、张浑、李元爽及僧如满，结为“九老会”，亦称“尚齿会”。他们时常徜徉于伊水之畔，香山之中，“酌酒赋诗，相视而笑”，怡情自娱，将人生的暮年活成了一首淡雅而深情的诗篇。这不仅是一次偶然的聚会，更是中国文人史上第一次旗帜鲜明、集体性地对“老年”这一生命阶段进行诗意化的塑造与礼赞，从而成为后世文人心目中的理想晚境。雅集期间，白居易曾请画师将九老及当时的活动描绘下来，《香山九老图》即由此而来。后人思慕这段风雅韵事，因此产生了许多描绘“九老”题材的作品。

　　工匠以刀代笔，在这件碧玉笔筒有限的圆周平面上，展现出高超的叙事技巧与空间经营能力。画面以国画经典的“散点透视”法布局，使观者能够“移步换景”，全方位地沉浸于雅集氛围之中。背景是典型的文人山水意象：虬枝盘错的苍松与古柏，象征着长寿与坚贞；玲珑剔透的湖石与层叠的山峦，构筑起一个与世隔绝的幽静空间；其间或有溪涧潺潺，似可闻其清响，为静谧的画面注入了流动的生机。

　　作为画面的绝对核心，九位老者形态、动作与神情被刻画得细致入微，栩栩如生。白居易居于画面中心，面容慈祥，神态安详，尽显东道主的风范与凝聚力。在他身旁，有两位老人正于石枰上对弈，凝神沉思，进行智慧与心境的无声较量；另一侧，又有三五老友围拢一起展卷观画，众人目光聚集画上，流淌着无声的交流与赞赏。更有策杖漫步者，或驻足观瀑，或回首呼应，似在分享人生的感悟与即兴所得的诗句。人物之间通过眼神与姿态，形成巧妙的情感链接，构成一个和谐而充满交流感的整体。此外，不可或缺的是穿梭其间的童子，他们或烹茶，或捧卷，或侍立，为这高士的聚会增添了几分人间烟火与生活气息。

　　在工艺上，此笔筒堪称清代玉雕艺术的典范。它综合运用了“琢、磨、碾、刻”等多种技法。人物的衣纹处理流畅自然，如行云流水，充分表现出布料的质感与身体的动态。松针的刻画细密如生，每一簇都一丝不苟，展现出极致的耐心与功力。山石的纹理苍劲有力，富有国画的笔墨韵味。尤为值得一提的是，画面层次感极为丰富，近景、中景、远景清晰可辨，亭台、树木、人物前后错落，极具立体感与深度。当观者环绕笔筒细细赏玩，仿佛也步入那个香山幽境，成为这场雅集中一位静默的旁观者，似乎能感受到林间微风，听到溪流潺潺与老者的笑语。

　　玉德与文心的千年共鸣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玉”绝不仅仅是一种美丽矿石。《礼记·聘义》载孔子言“玉有十德”：“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刿，义也；垂之如坠，礼也；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诎然，乐也……”玉，由此成为君子人格与道德品行的完美象征与永恒载体。

　　碧玉是软玉里的一个品种，在我国以准噶尔盆地南缘的玛纳斯县出产量最大，所以碧玉又称“玛纳斯玉”。碧玉多用于制作器皿或首饰，是玉雕工艺的上乘之选。质地细腻的碧玉如墨绿凝脂，很少有瑕疵。选择上乘的碧玉来塑造“香山九老”，其寓意深刻而精妙。这九位老者，不仅是年高德劭的耆宿，更是儒家文化理想中“君子”的晚年典范。他们虽已退出政治的漩涡，但并未放弃对品德、才学与生命境界的追求。他们的聚会，是“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儒家理念的生动实践。碧玉的“温润而泽”，正对应了老者历经世事沧桑、宦海浮沉后所淬炼出的淡泊平和、包容宽厚之心；碧玉的“缜密以栗”，则象征着他们坚贞不渝的友情、始终不衰的求知精神与高洁自守的品格；其“廉而不刿”（棱角分明而不伤物），又何尝不是他们虽已退隐，但内心仍持守道义与风骨的写照？材质之德与人物之德，在此达到了精神层面的高度统一与相互阐述。

　　同样是隐居或避世题材，“香山九老”与前朝的“商山四皓”或“竹林七贤”明显不同。秦末隐居陕西商山的四位白发高人，象征着一种不与当权者合作的政治性隐逸，其核心是“避世”；魏晋“竹林七贤”则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放任不羁、对抗礼教的个体精神自由，其核心是“叛逆”。与之相比，唐代“香山九老”的文化内涵发生了微妙的，也是决定性的转变。他们并非全然与世隔绝的隐士，而是功成名就、阅尽千帆后，主动选择了一种回归自然、寄情文艺的优雅生活方式。他们的“隐”，带有更多的生活情趣、审美意味与友朋温情。这是对白居易所倡导的“中隐”理念——“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的进一步实践。也就是说，虽然他们从官僚身份中解脱出来，却并未归于孤寂，而是在林泉之下、友朋之间，构建了一个充满人文气息的社交与精神共同体。

　　容纳毛笔的笔筒，属于文房必备的“实用之器”。古代文人的书斋，是文人对外部世界（庙堂、市井）的一个精神缓冲地带，也是他们“不下堂筵，坐穷泉壑”，构建内心秩序、涵养个人性灵的私人“道场”。将“香山九老”这一极具象征意义的题材，以最高规格的玉料和工艺雕刻于每日相伴的笔筒之上，其用意深远非凡。它提醒着使用者，在应对科举功名、案牍劳形、仕途坎坷之余，不应忘却人生还有另一种可能，生命还有另一种样貌——那是一种如同九老般，在自然与艺术中寻得灵魂安顿，在友朋切磋中获得情感滋养与智慧启迪的生命境界。

　　穿越时空的理想投射

　　这件笔筒制作于清代，其风格与工艺特征，符合清代乾隆时期宫廷玉作的巅峰水准。乾隆皇帝本人雅好收藏，痴迷古物，尤其推崇宋代以降至明代的文人趣味。在他的倡导与亲自参与下，清宫造办处制作了大量以历史文人雅集题材为蓝本的艺术品，“香山九老”“兰亭修禊”“西园雅集”等成为被反复表现、不断创新的经典母题。

　　乾隆朝之所以对于“香山九老”题材特别青睐，是有着深刻而特定时代背景的。在一个国力强盛、社会相对稳定的“盛世”，尤其是在乾隆这样一位有着极强文化抱负与艺术热情的皇帝主导下，宫廷艺术呈现出集大成式的繁荣。文人士大夫（包括皇室成员自身）在物质生活得到极大满足之后，自然会更多地转向对生命意义、生活品质与精神归宿的探寻。“如何有意义地安度晚年？”成为一个在太平盛世中具有普遍意义的主题。白居易及其“九老会”所呈现的，正是一种既符合儒家伦理（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为），又充满道家超脱意趣与艺术化情感的理想晚年图景，它完美地回应了盛世之下的生命关怀。因此，这件碧玉笔筒，亦可视为清代特别是乾隆朝，对前代文人文化的一次系统性整理、继承与视觉化的再创造。它凝聚了盛世的工艺水准、皇家的审美趣味、以及一个时代对“生命晚境”这一永恒命题的集中思考与诗意回应。它不仅是唐代的“香山九老”，更是清代盛世文人心中所向往的“生命晚境”，堪称一种穿越时空的理想投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