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8日，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2025年9月18日，石家庄市民曹玉想向记者展示了他珍藏多年的5方特殊铜墨盒——这些制作于80多年前的铜墨盒，刻着“实业总署”“日本军宣扶班赠”等字样，成为日军侵华战争不可辩驳的实物罪证。

　　□文/图 本报记者 南开宇

　　铜墨盒

　　曾经文人墨客的必备之物

　　铜墨盒，这一盛行于清末民初的文房用具，曾经是文人墨客必备之物。它轻巧灵便，能保持墨色滑润和黑亮，近些年来广为收藏者所喜爱。除了极强的实用功能外，刻铜名家以铜为纸，以刀为笔，在铜墨盒上雕刻，使其成为了一种精美的艺术品。还有人在铜墨盒上刻上具有纪念意义的文字，作为礼物送给他人。

　　在石家庄市民曹玉想的收藏中，这些铜墨盒超越了实用与艺术价值，成为了记录历史的特殊载体。“这些铜墨盒上记载的信息特别丰富，不仅有山水、花鸟、人物，还有各种名言警句，有的还记录了重大历史事件。”曹玉想表示，“上面记录的历史、文化和社会信息，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文物价值和研究价值。我特别注重收藏有日军侵华相关内容的墨盒，它们警示我们应当铭记历史，勿忘国耻。”

　　罪证

　　冀东伪政权的自供状

　　曹玉想展示的第一方铜墨盒是圆形的，最外一周上半部自右至左刻有篆书“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立周年纪念”，下半部自右至左刻有篆书“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中间是以双钩篆刻“冀东”为主体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徽章。

　　这方墨盒记录了20世纪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后立即把矛头指向华北的历史。1935年11月25日，河北省“蓟密区”兼“滦榆区”行政督察专员、大汉奸殷汝耕在日军唆使下，在通县宣布独立，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为军政最高负责机关，同年12月25日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

　　“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是彻头彻尾替日本人卖命的傀儡政权，打着‘防共自治’和‘中日亲善’的旗号，干着出卖国家利益和反共反人民的勾当。”曹玉想指出，“伪政权的各级政府机构均由日本顾问主宰一切，大肆掠夺冀东地区的粮食、盐及煤等物资，致使冀东地区的宝贵资源大量流失。伪政府还为日本走私活动予以掩护，大开方便之门，使得日货源源不断由冀东流入内地，给中华民族尤其是冀东人民带来沉重灾难。”

　　“这方铜墨盒揭露了伪政府助纣为虐的丑恶嘴脸，是不可多得的爱国主义教材。”曹玉想补充道。

　　侵略者的傲慢与羞辱

　　第二方铜墨盒为正方形，自右至左精刻“献县防共青年队第一期毕业”、“赏品”、“日本军宣扶班赠”。其中的“防”和“日”字虽然被人为涂划，但仍依稀可辨。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般墨盒上都刻有“奖品”字样，而这方铜墨盒却刻成了“赏品”。“赏赐一般指上位者给下位者的。仔细揣摩，在此语境下，‘赏品’不乏含有日本侵略者居高临下对中国人民鄙视、羞辱的意味，令人愤慨。”曹玉想指出，“这是我目前见到的唯一刻有‘赏品’字样的铜墨盒，极其罕见。”

　　宣抚班是1937年至1940年间日本侵略者控制中国沦陷区民众的重要组织。“宣抚”，就是宣传、安抚的意思。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活动，武装侵略与文化侵略齐头并进，他们非常重视在中国沦陷区的宣传，将其称为“思想战”。

　　曹玉想说，“‘宣抚班’作为戴着假面具的特务组织，无论采取何种口蜜腹剑的‘宣抚’手段，终究掩藏不住其凶恶狡诈的本质，其罪恶并不比荷枪实弹穷凶极恶屠杀中国人民的正规部队小。两者都在杀人，区别只在于一个是用枪炮杀人，一个是用软刀子杀人。这方日本军宣扶班的‘赏品’铜墨盒，是日本侵华战争和对沦陷区人民奴化教育的罪证。”

　　奴化教育的证据

　　第三方铜墨盒还是正方形，右侧刻有“宛平县新民会青年训练所卒业纪念”字样，中间精刻“青年精神”四个大字，左侧刻有“宛平县新民会指导部长金士坚赠”字样。

　　宛平县正是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的发生地。事变后，日军为维持占领区统治，推行“以华制华”政策，于1937年12月24日成立了主要由汉奸组成的“新民会”。

　　“新民会”是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在华北建立的傀儡组织。作为日本侵略者的马前卒和帮凶，“新民会”直接为日本侵略政策服务，助其推行奴化教育和欺骗宣传，成为华北地区规模最大、流毒甚广、危害最恶的汉奸组织。1945年8月，该会随日本投降而解散。

　　“这方宛平县新民会指导部长金士坚赠送给青年训练所卒业学员的铜墨盒，是日军侵华战争和对沦陷区人民奴化教育的又一罪证。”曹玉想说。

　　伪政权机构的实物见证

　　第四方铜墨盒依然为正方形，精刻“实业总署”四个大字。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发动了对华大规模侵略，华北大片土地沦入敌手。1940年3月22日，汪伪中央政治会议决议：中央政府成立后，华北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即解散，改组为华北政务委员会。3月30日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成立。

　　伪华北政务委员会设置内务、财政、治安、教育、实业、建设6个总署，实业总署管理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所辖区域内各省市之实业行政事务，下设总务、农林、工商、渔牧、矿业、劳工、合作7局。

　　1943年11月，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机构调整，治安、教育2总署保留，裁并内务、财务、实业、建设总署，成立经济、农务、工务总署。

　　“这方刻有‘实业总署’的铜墨盒是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所设机构的实物之一，也是日本侵华战争的罪证。”曹玉想表示。

　　经济掠夺的罪证

　　第五方铜墨盒为长方形，精刻“华北合作事业总会”八个大字。日本侵略者为统治华北粮食生产，1941年12月成立了华北合作事业总会，使组织机构更加系统化——上自华北合作事业总会，下至各省、地区合作社联合会及县、市合作社联合会，再到设于乡或自然村的单位合作社，形成了日伪在华北沦陷区农村推行“合作事业”的系统组织机构。

　　华北合作事业总会为华北农村经济基层组织合作社的指导统治机构，标榜不以营利为目的，实则是对华北农村经济进行严格控制与掠夺的工具。

　　警示

　　勿忘国耻 珍爱和平

　　曹玉想是石家庄市民，他父亲喜欢收藏，渐渐地，曹玉想也对收藏产生了浓厚兴趣。除了父亲留下的几方铜墨盒，2004年，曹玉想也开始收藏铜墨盒，他开始在全国各地的古玩市场寻找。收藏铜墨盒20多年，目前曹玉想收藏的铜墨盒已达300多方。

　　“这些铜墨盒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文物价值、收藏价值和欣赏价值。”曹玉想说，他收藏这些铜墨盒并非附庸风雅，而是在收藏文化，在抢救、保护铜墨盒的同时传承文明。除了收藏，他还会挖掘这些铜墨盒蕴含的历史价值，对每一方刻有文字的铜墨盒，他都会去图书馆查询有关资料，以便确定其完整、准确的历史。

　　9月18日，在这个特殊的日子，曹玉想选择将这些具有特殊意义的铜墨盒公之于众，有着深刻的考量。“鲜血写就的历史警示我们，落后就要挨打，发展才能强大。希望人们看到这些历史物件，铭记历史、以史为鉴、勿忘国耻、珍爱和平，捍卫这来之不易的和平，更好地前行。”

　　这些沉默的铜墨盒，以其身上雕刻的文字和背后的历史，无声地诉说着94年前开始的那段血与火的历史。它们不仅是日本侵华罪行的铁证，也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最终取得胜利的见证。

　　“九一八”事变爆发94周年纪念日，这些实物罪证提醒着我们：历史不容忘记，更不容篡改。只有铭记历史，才能珍爱和平；只有勿忘国耻，才能奋发图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