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A14版:文化·讲堂

让诗说出那些梦萦魂牵的东西

——在陈超诗学研讨会上的发言

2024年12月26日

  刘向东,著名作家,1961年生于河北兴隆县,中国诗歌学会驻会副会长。曾任河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文论报》总编、《大众阅读报》社长等。出版有诗文集《母亲的灯》《落叶·飞鸟》《诗与思》《沉默集》《读诗记》《石头记》等28部。作品入选《中华人民共和国50年文学精华》《中国新诗百年百首》等三百多个选本,部分作品被译成英、法、德、俄、日、波兰、捷克、塞尔维亚文出版。

  2024年12月21日,由河北师范大学和河北省作家协会联合主办的“陈超诗学研讨会”在河北师范大学综合楼一楼报告厅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诗歌评论家、教授、诗歌研究者80余人参加,并做精彩发言。本期开始,我们摘录部分精彩发言,共探幽微。

  □刘向东

  

  1985年,我参加成人高考,考入河北师大中文系干部专修班,俗称“作家班”。陈超老师教我们诗歌写作,陈慧老师教我们外国现代派诗歌欣赏,王一骏老师教我们古汉语,冯健男老师教我们文论。许多课,给我开蒙,给我新的生命。还记得陈超老师有时讲着讲着停下来,羞涩一笑说:“其实大家都懂。”其实我们不懂。陈超老师给我们上的第一课,开场白是:“对诗,有个老老实实的道理需要牢牢记住:把诗当诗。”他说,要让诗说出那些只能经由诗才能说出的东西,梦萦魂牵的东西。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诗就是诗,诗人都应该记住这一点。一个诗人的尊严,或是有尊严的诗人,首先体现在对诗的艺术本身的信义承诺。

  那我们就赶紧问,什么是诗呢?陈老师给出的答案第一句是:诗是一门特殊知识,是一种特殊的语言方式……陈老师给我们讲了一年多,有些收在他的讲座集《未来的旧录像带》里。

  现在看那是常识,但在当时,那是天大的启示。遵循陈老师的教导,我们才开窍,开始把诗当诗,体会诗的语言方式,学习运用隐喻和象征,包括求真意志、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的生成和对幽灵般知音读者的寻找。

  陈超老师还悉心为我写过一篇序言和两篇评论文章,指出我创作的长处和短板,激励我,引导我。可惜我不太争气。私下我也把陈老师的书读了又读,有些心得,结合我对他的印象,写过一篇《快乐的自由撰稿人》,刊发在1998年的《文学报》上,借今天这个机会,重温片段。

  我在那篇短文里说,要不是我熟悉我的老师陈超,而仅仅是他的一个读者,或有一面之交,只记住了他那老成的表情,我想我不怀疑他是大受欢迎的诗学和哲学教授,不怀疑他的实力诗歌批评家地位,但我难以相信他仅仅比我大三岁。他的学问他的人,让我毕生不及。他的思想超越了我们的时代,也超越了他的时代,或者说,他一个人活出了一个时代。

  同样是因了我对陈老师的熟悉,我说我有把握认定他的诗学研究并非从理论中确证理论,而是有着如醉如痴地描述“当下”的热情;他写作的个人方式,介于诗人与批评家之间,他是一个快乐的自由撰稿人。

  我陶醉于他的学力和话语立场,陶醉于他的那种诗情随笔式的高情逸趣。对他来说,文体很重要,但不特别重要,更重要的是那些被精神浸透了的可以让人获得愉悦的文字,是自由的心性。

  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陈超老师给自己规定了两项任务。一是立足文本细读和形式感,经由对诗的历史语境的解析,揭示当代人的生命/话语体验;二是将诗放置到更广阔的哲学人类学语境中,在坚持诗歌本体依据的前提下,探究诗的审美功能。实际上他的这两项任务是沿着一条线索展开的,这条线索就是研究个体生命与生存与语言之间的复杂关系在现代诗本体中的展现。

  陈超老师认为,诗学研究的本质,乃是其对形式自足体和深层话语结构的分析,它不能离开现代语言学和结构主义的基础而专事于“印象”的批评,要有明确的适合于对象的方法论。高度的专业作风,让他的诗学研究仅仅用了不到十年就风生水起。

  他开启了我国诗学界新批评“文本分析”的先河,他的自觉地立足于细读之上的诗歌分析,标志着诗学在方法论上的根本转型。“文本分析”的重要成果是其《中国探索诗鉴赏辞典》,精彩准确的文本研究,罗洛·梅式的精神分析,丰富的诗学运用和创见,使这一著作别开生面。研读他的这部著作,我觉得在他与诗人之间存在着一种心灵的默契,每个诗人都可以通过他的眼睛反视自身。

  在陈老师的另一部著作《生命诗学论稿》中,尽管他十分关注诗人运用材料的方式,着迷于对诗歌本体依据的研究,但在个人方式上,他是始终坚持对终极关系、价值重建进行紧张追问的理想主义者。

  他在不断地寻找证据,来证明诗歌乃是生命的诗歌,诗歌理论即是生命的理论。因而,对光明与正义的追索,对通向精神高迈圣洁天空的仰望,就成了他的基本姿态,成了他健旺生命力的主要来源,成了他进一步发展自身的力量。

  陈超老师常常说,他希望能够从诗歌界各个不同的创造力型态中,都发现某种让他喜欢的东西,而不执于某一端。他认为他的随时肯定又盘诘,亲和又拆解的立场,使他不同阶段的诗学向度呈现出自身的磨擦。他表示,要不停地清理自己的思路,靠修改自身过活。正是这一点,才让人不断体会到他的包容与超越,他的作为“自由撰稿人”的快活与活力。

  在我写这篇短文的时候,陈老师的《打开诗的漂流瓶》《中国先锋诗歌论》《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的生成》等著作尚未问世,但精神谱系、理论体系已经形成。他在研究先锋诗的困境和可能的前景时,有一个观点至今令我沉思,那就是先锋诗歌要有勇气和力量直接地、刻不容缓地指向并深入当代。他说这样做是危险的,但不这样做却更危险。举一个例子:在2001到2008这7年间,他接连为从未谋面的湖南诗人胡丘陵写过三篇长文,我们看看题目就知道其中的良苦用心。第一篇是《心灵对“废墟”的诗性命名--读胡丘陵长诗<2001年,9月11日>》,第二篇是《别有天地的灵魂史诗--评胡丘陵长诗<长征>》,另一篇是《撼动心灵的智性哀歌--评胡丘陵长诗<2008,汶川大地震>》。

  蓦然回首,陈超老师曾经是一个多么快活多么元气淋漓的“自由撰稿人”。那么,究竟是从什么时候起,情况有了变化,究竟是什么让他变得不再自由和快活?我不知道。他的一生,都在证明诗歌乃是生命的诗歌,诗歌理论即是生命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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