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博物院《曲阳石雕》陈列中，展出五代时期军阀王处直墓出土的彩绘浮雕及墓志石、墓志盖。王处直墓志铭，刻于边长105厘米、厚17-18厘米、四侧线刻缠枝牡丹花纹的墓志石上。志文为楷书，近两千字，夹叙夹议的手法读来引人入胜，王处直显赫的家世、非凡的政绩以及高尚的人格历历在目。然而，这篇文采斐然的墓志铭，终究只是王处直的“石上人生”。据史籍记载，王处直无察人之明被养子弑杀，他的经历堪称五代时期军阀“养子之风”的见证。
□文/图 李立华
养子弑父的悲剧
墓志铭，是判断一个墓的主人的重要依据。1994年6月，河北曲阳县灵山镇西燕川村西坟山上有一座古墓被盗掘，曲阳县文物管理所及时对其进行了抢救性整理。墓内所出墓志，为青石质料。盖顶为方形，四刹浮雕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并施彩绘。盖顶刻篆书“唐故易定祁等州节度观察处置等使检校太师兼中书令北平王太原郡王公府君墓志铭”六行三十六字。志文为楷书，近两千字。根据墓内遗存文物及墓志，认定为唐末、五代时期的墓葬，墓主人为五代军阀王处直。
王处直的一生非常具有传奇色彩。他是五代十国时期一个北方割据者，先后担任过义武军节度使、北平国国王等职务。“义武军节度使”的势力范围以定州为中心，包括易、定、祁三州，也就是现在河北易县、定州、安国一带。王处直所任“义武军节度使”，是个家族世袭的官职。最初，其父将这个职位传给了其兄王处存，王处存又传给了儿子王郜。唐光化三年（900年），朱温军队攻打定州，王郜派时任后院中军都知兵马使的王处直在沙河（今河北邢台沙河）抵抗。这场战役，义武军大败，死者过半。为了逃脱罪责，部队发生哗变，众将领拥戴王处直为留后（唐代节度使、观察使缺位时设置的代理职称），率兵回定州驱逐王郜。王郜逃到晋王李克用处，王处直随后当上了义武军节度使。抗击朱温军队失败后，王处直拿出十万匹绢向梁军求和。公元907年，朱温取代唐朝建立后梁，从此拉开了中国历史上一段大分裂大动荡的时代——五代十国的序幕。两年后，朱温封王处直为北平王，北平国政权建立。
据《资治通鉴》记载，王处直年轻时喜好巫术，道士李应之在陉邑（今新乐、定州一带）收养了一个名叫“刘云郎”的小童送给王处直，说这个孩子天赋异禀，生有异样。王处直收养刘云郎为养子后，改名“王都”。此人天性狡诈巧佞，王处直却对他百般宠爱，深信不疑。王都长大后，王处直考虑到自己的亲生儿子尚幼，还给王都封了个“节度副使”官衔。由于没有察人之明，以致养虎为患，后梁天祐十八年（921年）王都与书吏和少微密谋发动兵变自任留后，夺取了王处直的职位。随后，囚禁王处直及其妻妾，尽杀王处直子孙、心腹，以致王处直在不久之后抑郁而终。
以墓志铭掩盖真相
害死王处直及其一家后，王都为了掩盖罪行，在为养父营造墓葬时，一方面极尽奢华地彰显所谓的“孝道”，另一方面又利用墓志铭大做文章，极力掩盖事实真相。据《资治通鉴》记载，王都有一次来到囚禁王处直的西宅，王处直愤怒地捶着胸口大骂：“逆贼，吾何负尔？”意思是说：“你这个逆贼，我有什么地方对不住你？”见王都身边没有带人，王处直愤恨地冲上去想咬王都的鼻子。王都甩了甩袖子走了，“未几，处直忧愤而卒。”但是，墓志铭中却活灵活现地精心编撰出一幕“推位让贤”戏：正当“勋名益振，位望弥隆”之际的王处直，有一天对王都说：“吾虽操剸未退，但情神已阑，况当耳顺之年，正好心闲之日。若俟眸昏齿落，方期避位悬车，虑废立之间，安危是患。即五湖之上，范蠡岂遂于遨游；三杰之中，留侯不闻于独步。成其堂构，袭以门风，勉而敬之，斯言不再”。意思是说我虽然还在位子上，但精力已然不行了。况且已到“耳顺之年”，也该过几天安生日子了，可不能等到眼也花了牙都掉了再退位。我要仿效范蠡和留侯功成身退笑傲江湖，把职位让给你，你可一定要勤勉努力建功立业啊！听完王处直这番语重心长的“肺腑之言”，王都“感其严诲，涕泗交流，虽欲劳谦，诚难拒命，其年遂立”——严父的教诲，让养子王都感动得涕泗交流。这份诚意，让人实在不忍心推脱。那么，就恭敬不如从命吧。于是，王都名正言顺地继承了王处直的职位，历史真相就被这篇谎言掩盖了。
统治阶层收养义子成风
五代十国时期，像王处直这样被养子所杀的军阀不在少数。王处直的故事，反映了当时一种普遍的现象：统治阶层收养义子成风。无论是梁太祖朱温、唐武皇帝李克用，还是曾称霸一方的李茂贞、王处直、刘仁恭等藩镇节度使，都曾醉心收纳养子。这种风气的出现，有什么特定历史背景呢？毫无疑问，军阀收养行为的根本目的，在于壮大自己的力量，希望自己在争霸斗争中处于优势地位。这些养子，也在当时动乱的社会和王朝更迭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为数众多的军阀养子们，逐渐成为一种特殊的政治力量，参与到争霸战中，使五代军政斗争显现出巨大的破坏性与独特的复杂性，时局更加动荡不安。和王处直与王都一样，在五代军阀收养义子的风潮中，绝大部分养父和养子之间都不存在血缘关系。结成父子，完全是为了假借一种虚拟的血缘关系，以达到巩固和扩展自身政治势力的目的。通俗地说，养子与养父之间，纯粹就是一种“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当他们暂时结合在一起时，加剧了军阀割据和社会动乱，而当他们之间关系破裂时，又给社会造成更大动乱。
欧阳修有感于养子在晚唐五代军事上的地位和政治上的影响，非常郁闷。他在《新五代史·义儿传》序中写道：“呜呼，世道衰，人伦坏，而亲疏之理反其常，干戈起于骨肉，异类合为父子。开平、显德五十年间，天下五代而实八姓，其三出于丐养。盖其大者取天下，其次立功名、位将相，岂非因时之隙，以利合而相资者耶。”正如欧阳修所言，这种关系已全然脱离了一般的人伦道德范畴，成为一种独具特色的政治模式。养子政治使“亲亲”“尊尊”的宗法制原则受到空前挑战，本来的“父子有亲，长幼有序”变成了父子不亲，长幼无序。正因人伦颓丧，弑杀养父的逆子才会层出不穷。
王处直被养子所杀的悲剧，虽然非常富有时代特色。但是，也与王处直宠信奸佞、昏庸骄横的个性不无关系。另据《资治通鉴》记载，王处直曾患重病，被道士李应之用巫术治好。于是，王处直越发对他奉若神明，派身穿道袍的李应之担任行营司马，军政大小事都听他决策。李应之恃宠而骄，把丁壮编成新军自己统率，还在博陵坊建造四面开门的房屋，大施妖佞之术。部将们力劝王处直除掉此人免生后患，但王处直说什么也听不进去。随后不久，幽州节度使李匡俦率军借道中山去往京都洛阳，王处直伏兵城外以备不测。李匡俦的军队走后，披坚执锐的将士闯入城中包围李应之的房屋，将他捉住杀掉。将士们又齐声要求王处直杀掉王都，怎奈王处直坚决不同意。不仅如此，王处直第二天在军中论功行赏时，还秘密记下那些斩杀李应之将士的姓名，藏于另册，然后找机会借故逐一杀掉，二十年间无一人幸免。由此可见，王处直昏聩到了什么地步！《旧五代史》评价王处直：“惑佞臣而负其宗……其故何哉？盖富贵斯久，仁义不休，目眩于妖妍，耳惑于丝竹，故不能防奸于未兆，查祸于未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