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中山三器”，是指石家庄市平山县战国中山王厝墓出土的铁足大铜鼎、夔龙饰刻铭铜方壶、胤嗣刻铭铜圆壶，三件器物造器端庄，华而不艳，古朴深沉。“中山三器”以长篇铭文著称于世，1123字篆书铭文，行文流畅，文字精美。这些被称为“中山篆”的文字，除具备当时古籀文、金文书风外，更多具有个性化的大篆风格，堪称中国古文字中的一朵奇葩。

　　20世纪70年代以前，人们对战国中山的印象仅仅来自史书中只言片语的记述。这个狄族鲜虞部建立的国家，王室世系也一直脉络不清。两千多年来，由于其历史短暂，史载缺略，战国中山一直鲜为世人所知。“中山三器”的出土，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史料不足的缺陷。镌刻于器表的文字符号，无声诉说着这个“神秘王国”的过往，成为研究战国中山的重要历史资料。

　　□李立华

　　铁足大铜鼎

　　铁足大鼎，也称“中山王鼎”，出土于中山王厝墓西库。同时出土的九件列鼎中，该鼎是首鼎，也是我国迄今发现最大的铁足铜鼎。据鼎铭得知，此鼎为奉祀宗庙的礼器。

　　铁足大鼎通高51.5厘米，最大直径65.8厘米，铜身铁足，圆腹圜底，双附耳，蹄形足，上有覆钵形盖，盖顶有三环钮。鼎的周身刻有铭文469字，共计77行。众所周知，西周宣王的毛公鼎（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铭文多达497字，为金文篇长之最。到东周晚期进入战国时代，铜器铭文多为短篇，字多者十几个字，少者几个字，“中山三器”打破了这一“记录”，铁足大鼎铭文多达469字，仅次于毛公鼎，创下战国时期青铜器长铭之最。铜鼎铭文，笔画瘦硬劲挺，纤细工致；用笔圆转飘逸，字形修长而优美；结体取纵势，疏朗宽松。从布局看，铭文章法随势附形，排列整齐。另外，铭文线条刻画生动，曲直有度，方圆皆备，显示出得心应手的镌刻技巧，使通篇文字产生出强烈的韵律感。可以说，“中山三器”中尤数铁足大鼎的铭文最为精美。

　　大鼎铭文对中山国历史进行了反省式记述与回忆，大意是说：此鼎铸于中山王厝十四年，刻铭斥责燕国国君哙，受其相国子之迷惑把王位让给子之，以致齐伐燕时国破身亡；颂扬相国司马赒谦恭忠信，辅佐少君率师征燕，扩大疆土数百里，占领城池数十座；告诫嗣子汲取吴国吞并越国，越国又覆灭吴国的教训，不要忘记周边敌国时刻威胁着本国安全。　

　　著名的历史事件“齐伐燕”，发生在周慎靓王五年（公元前316）。从有关历史文献记载，只可知当时齐国乘机入侵，攻破燕都。如今，通过研读铁足大鼎铭文，由“今吾老赒， 亲率三军之众，以征不义之邦，奋桴振铎，辟启封疆，方数百里，列城数十，克敌大邦”可进一步得知：中山国相邦司马赒也率师参加了伐燕，并夺地数百里、城数十座。而且，“克敌大邦”得胜归来的中山人，还将掠取的“吉金”铸造成60公斤的铁足铜鼎和近30公斤的夔龙饰铜方壶，并于次年相伴王厝去世，随葬地下。与以上两件“重器”同时随葬的，还有继任中山王命人新铸的一批青铜器，胤嗣刻铭铜圆壶即为其中一件。

　　夔龙饰刻铭铜方壶

　　夔龙饰刻铭铜方壶，小口，斜肩，腹两侧有一对环耳，是战国中、晚期常见的方壶形式。壶盖有四个抽象的龙形钮，壶肩四棱上各雕塑有一条小龙，龙头冲上，独角大耳，颈背生鬃，长尾。龙形装饰，为光素无花纹而略显呆板的壶体增加了活泼气氛。同时，无繁缛花纹的龙身，也与壶体协调相称，共同构成一种素雅明快的美感。

　　铜方壶通高63厘米，腹径35厘米，腹的四面刻有铭文448字，也铸造于中山王厝十四年。铭文内容与铁足大鼎相似，大意为：这是国君命令相邦（相国）赒选取从燕国得来的吉金铸成彝壶，按照禋祀的礼仪规定装酒，用于祭祀上帝和祖先，并记上美好德政，颂扬其辉煌功业，谴责燕王哙禅让的错误，以警诫后世君王。伟大的祖先文公、武公，祖父桓王、父亲成王，都是大德之人，慈孝宽惠，举贤使能。上天没有辜负他们的愿望，使我（中山王厝）得到一个聪明能干的好助手——赒。我深知他的忠诚信义，把一切国事都托付给他。燕国原来的君主子哙和受禅的新君子之，抛弃礼制和大义，不顾天人反对，所以弄得国亡身死。凡是古代贤明的君王，头等大事在于得到贤才，得到贤才也就得到了人民。所以说，言辞礼节谦谨，贤才就来了；恩惠慈爱深切，贤才就亲近了；徭役赋税适中，人民就归附了！把这话刻在铜壶上，严肃告诫后世君主：违反天理人情就要产生祸乱；只有顺天应人才能获得福祚！子孙万代都要恪守这个准则。铭文中彝壶之“彝”，是古代宗庙礼器的总称。到了汉代，这种方体铜壶有了专名为——钫。

　　方壶铭文中，“皇祖文武、桓祖成考”，记录了四位先王的庙号，由此衔接起前后六代中山王的世系，对文献所载中山武公前后的历史作了重要补充。

　　胤嗣刻铭铜圆壶

　　胤嗣刻铭铜圆壶，是中山王厝之子为悼念先王而铸。圆壶短颈鼓腹，两侧有二铺首，圈足，有盖，盖饰三钮，通高44.5厘米，腹径32厘米，壶腹与圈足皆有铭文。腹部铭文59行、182字，铭文内容堪称一篇追颂先王的悼词，既颂扬了先王（中山王厝）的功德及相国司马赒的功绩，也警醒自己效法先王，重用贤臣，以仁德治国。铭文文字抒情与叙事交融，骈体与散文相间，语言生动，情真意切。在此，我们不妨欣赏一段译文：谁把国家的领土扩展了？只有朕的先王。当朕在新开辟的土地上行围打猎时，纵马在山野里驰骋，马蹄敲击地面弹出醉人的音符，野兔麋鹿在勇士们的攻击下束手就擒。让我们用新鲜的野味来祭祀先王，让先王的德行永垂千古。可悲啊！先王就这样离开了我们，让我们长久地痛哭流涕，再也感受不到往日的快乐和欢欣。

　　中山王厝，16岁即位，统治中山国20年，任用先朝老臣司马赒为相，使国家逐渐走向了繁荣兴盛。公元前323年，21岁的厝与韩、赵、魏、燕等几个“万乘之国”的国君一起称王，史称“五国相王”。然而，正当中山国国力蒸蒸日上时，36岁的厝英年早逝。其子继位后，虽然仍以年老的司马赒为相国，但国力已开始衰落。

　　中国科学院原院长、历史考古学家郭沫若先生曾说过：“中国商周时代的青铜器之所以珍贵，就是因为它的不可再生”。20世纪70年代，石家庄市平山县战国中山王厝墓出土的“中山三器”，以其历史文献价值之高、刻制铭篇之长、器物制作之精，为二十世纪河北省文物考古事业争得殊荣。历代传世铜器中，像“中山三器”这样刻有长篇铭文是极为罕见的。三篇铭文，紧密结合中山先祖励精图治开辟盛世的艰难，以及夹处大国之间的危险形势。夹叙夹议的行文中，无论是先王的告诫还是继位者自勉，都流露出对治国前途的隐忧，对国家长治久安的祈盼，今日读来感动之余亦发人深省。三篇铭文，也为释读战国史事提供了许多关键的佐证，明晰了中山国诸王位次，为重新认识久已湮灭的战国中山提供了至为重要的资料。三篇铭文，完全可视为优秀的古典文学作品，其内容虽各有侧重，在关键问题诸如中山历史、燕国内乱、中山老臣的地位等方面，却又互相连贯补充。可以说，“中山三器”铭文以流畅的语言、完整的叙事、充沛的情感、骈散相间的文风以及结构严谨、字形优美的书法，爽利刚健、刀法娴熟的刻字工艺，奠定了“中山三器”崇高的历史文化地位，成为不可多得的文物珍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