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红霞

　　娘一生没走出过那个小村庄，她的“远方”就是距家不到一公里的田地。

　　而今，爹走了，娘老了，农活也干不动了。自然，她的“远方”也不再是远方。没有了“远方”的娘会不会很寂寞？

　　半开的抽屉里，一个废纸裁订的小本子上，歪歪扭扭写满了数字。绿色的暗格纸上，5、3、7……这些数字，我抵着你的头，你顶着我的肩，活像一群笑得前仰后合的孩子。

　　那一串数字，10以内，看不出任何规律，足足写了一页纸。我给那几行数字“相面”，娘在旁边竟露出几分孩子般的羞怯。

　　“我写的！”娘说。

　　我很惊诧，怎么也不能把这些数字和大字不识的娘联系在一起。

　　25瓦的灯泡悬在房梁，有几分朦胧。针被食指上的顶针用力抵住，针尖从鞋底的另一侧冒出，娘用一个小巧的鞋钳衔住针尖，针便被抽出，带出的麻绳抛物线一般，“哧嚓、哧嚓”的声音响彻在寂静的乡村夜晚。

　　这就是娘的日常，娘似乎就该是这副模样。

　　惊疑间，娘自顾自地念起：“五斤，三斤……”

　　“两个月前卖的。”娘的那个“卖”字，让我瞬间想到了家里那间兼做仓库的小房内，打成捆的纸箱子和装在蛇皮袋中的塑料瓶。

　　“记下来，心里就有数了。”近80岁了，娘开始用“字”记录生活。

　　还有一次，我在同样的暗格横线本上看到一排排“宋玉芳”三个字。“芳”字的第六画“横折钩”，极规范，整个字很清爽。“我学写的。”娘语气平静。

　　她是怎样用拿惯了农具、捏惯了针线的手，握住铅笔一笔一画模仿写成的，她做过白内障手术的眼睛，能看清那浅浅的铅笔痕迹吗？

　　忽然想起，几年前，陪娘去领养老金。村西信用社的柜台前，工作人员指导她输密码、签名。她求救似地望着我，像个犯了错误的孩子，手足无措。她哪里会写字？

　　之后，我忙于自己的事情，忽略了娘。当我再次陪她去信用社时，娘已是胸有成竹。她握着签字笔的手，青筋暴起，额前的几绺白发耷拉下来，做过白内障手术的双眼随笔尖移动，一笔一画，像个认真写作业的孩子。我忽然觉得有些滑稽。毕竟，这样的“镜头”来得有点太晚了。

　　“哟，这次写得不赖呀！”信用社建在村西多年，工作人员和村民很熟络。

　　“可不！月月领钱，次次签字，不会写，就太麻烦你们了。”别人，是除她之外的任何人，当然包括我们姐弟几个。

　　娘学写字，完全与“文化”无关，理由很直接，很纯粹。

　　那次到娘家小住，晚饭后的她正在看电视，低头收拾餐具的我觉出了来自她的询问目光。

　　我迎上去，她的言语间多了小女子的娇羞：“你看这是个啥字？”在电视屏幕的一侧，有几个竖行排列的字，应该是电视剧的名字。

　　“你又不认得字。”一时间，我竟口无遮拦。作为她身边最亲近的人，多年来，我从未见过她任何与认字有关的行为。

　　“俺咋不识字？这是‘片’，这是‘海’。”她指着那竖行排列的字。

　　我吃惊不小。“俺还上过民校嘞！”娘的口气中透着一丝骄傲。

　　朦胧的电灯下，一排排，是蒙着尘土的男人的脸，还有擦了雪花膏的女人的脸。那时，停电是常事，煤油灯敞口的玻璃罩子上方，缭绕出黑烟。煤油灯的烟味儿、男人们口中喷出的烟味儿、衣服上的尘土味儿，还有手上的庄稼、青草味儿，混合成说不清道不明的气味。短发的娘就坐在人群中，眸子间闪烁着一种神采。

　　肤白、戴近视镜的教员执一根小棍在指认，教员念一句，人们跟一句，高一声低一声，快一声慢一声，稀稀拉拉的。

　　浮现在我眼前的这幅画面是从一本书上读到的，叫民校。那是娘做姑娘时的“远方”。

　　此时，电视画面的光影在娘的脸上跳跃，她努力辨认着屏幕上的字，满脸虔诚。

　　老了老了，娘竟学起了写字儿。她或许是在用这种方式向“远方”的我们告别，向自己的“远方”靠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