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 砾华

　　河北保定曲阳县北岳庙内，矗立着两通刻有苏轼书法真迹的汉白玉石碑。碑刻内容为苏轼的三首词作：《行香子·述怀》《临江仙·惠州改前韵》《满庭芳·归去来兮》。两通石碑各高1.4米，宽0.65米，书法笔力遒劲，端庄秀美，挥洒自如，堪称传世佳作，极具研究价值。

　　苏轼，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珍藏在曲阳北岳庙内的苏轼三首词书法真迹碑刻，尤其是《行香子·述怀》碑刻，见证了一代文豪与定州的不解之缘。

　　三首词的原始版本

　　始建于北魏宣武帝景明、正始年间的曲阳北岳庙，是历代封建帝王祭祀北岳恒山的场所，1982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庙内古建筑规模宏大、碑碣林立、石雕荟萃，以古建筑、碑碣雕刻、壁画“三绝” 闻名遐迩。

　　碑碣石刻，是曲阳北岳庙中引人瞩目的一个大项。所藏200多块碑、碣、经幢，时代早至南北朝、唐、五代、宋、金、元、明，晚至清和民国，跨越1500多年。碑刻内容大多是历代祭祀北岳之神的祭文，重修北岳庙记，以及文人墨客的诗、词、赋等，堪称一座书法艺术宝库。在碑刻展区西侧回廊下，刻有苏轼手书三首词真迹的石碑面东并立，左侧为《行香子·述怀》，右侧为《临江仙·惠州改前韵》《满庭芳·归去来兮》刻在两碑背面。据记载，这三首词皆为苏轼任职定州时所作并书。

　　两通石碑，虽很多笔画已斑驳脱落，但字迹仍依稀可辨。古今对照，两通碑刻可谓苏轼三首词的原始版本。例如，碑刻上的《行香子·述怀》为：“清夜无尘。月色如银。酒斟时、须满十分。浮名浮利，休苦劳神。似隙中驹，石中火，梦中身。虽抱文章，开口谁亲。且陶陶、乐尽天真。几时归去，作个闲人。背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与现今流行版本有三处不同：“休苦劳神”的“休”字今本皆作“虚”；“似隙中驹”的“似”，今本皆作“叹”；“背一张琴”的“背”，今本皆作“对”。三首词中《行香子·述怀》流传最广，也与定州的渊源最深。据记载，此篇是苏轼游览曲阳城西名胜济渎岩（又名“水窦岩”）后所作。当年的济渎岩，“溪流潺潺，碧波荡漾，桃红柳绿，飞鸟和鸣，一片清幽胜境”。面对这一奇景，东坡居士联想到自己的处境，挥笔写下这首《行香子·述怀》。他还为济渎岩题写了“浮休”二字。如今，此二字仍镌刻在左侧山峰顶部，字大盈尺，字形潇洒活脱。应该说，苏轼这首词既有人生苦短、知音难觅的感慨，又有摆脱世俗困扰的意愿，更有“且陶陶、乐尽天真”的豁达——仅此一点，足令多数世人望尘莫及。

　　整顿军务 备边抗敌

　　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年）九月，苏轼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左朝奉郎、定州路安抚使兼马步军都总管、知定州军州及管内劝农事、轻车都尉、赐紫金鱼袋”衔，出任定州知州。在其六十多年的人生中，他曾辗转游历过中国三十多个州县。有史学家戏称苏轼的职业生涯“不是在外地做官，就是在被贬外地的路上”。虽然，他在定州仅仅停留数月，却成为当地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当时，北宋正处于所谓“百年无事”的“盛世”。苏轼却远见卓识地提出“天下虽平，不敢忘战”的主张。他认为如果“知安而不知危……其患不小于今，将见于他日”。宋代定州地域相当于今天保定大部和石家庄衡水一部，北部到海河、霸州一线，西部到太行山雁门关一线。因其北邻契丹为宋边陲之重镇，河朔之咽喉，宋辽之战场，属于朝廷重臣驻守之地。苏轼担任定州知州后，首先察看军情了解民意。他发现定州“军政少驰，将骄卒惰”；官吏贪污克扣军饷，放债取息；士兵盗窃，饮酒赌博；营房失修，不避风雨；士兵生活贫困，十有七八赤身露体，因饥寒交迫，日有逃亡。苏轼首先制定军事法令，严惩贪官污吏；杜绝放债取息，饮酒赌博。同时，又修补营房，改善军人家属生活困境。他还亲自指挥军队徒步拉练，举行实战演习。整整一个冬季，军容大振，战斗力大大提高。视察边防时，苏轼称赞民间自卫组织的弓箭社“实为边防要用”“民间大地藏有群英”，便向上写了《增修弓箭社》奏章，提议“不论家业高下每户出一人，推选家资武艺出众者为头领。自立赏罚，严于官府；带弓而锄，带剑而樵，一面耕作，一面边备。实行分番巡逻，遇有紧急事，就击鼓集合”。哲宗皇帝准了他的奏章，并在边境州县推行。

　　苏轼居官定州时，在住所后花园偶得一石，黑质白脉中涵水纹，展现出一幅若隐若现的山水画卷，犹如石间奔流、百泉涓涌、浪花飞溅。苏轼将其定名为“雪浪石”，并从曲阳运来汉白玉石，琢芙蓉盆将石放入盆中，还专修雪浪亭保护。那时，苏轼正忙于军事整顿。在他眼里，出于太行的雪浪石，正是与敌人激战的“飞石”——“太行西来万马屯，势与岱岳争雄尊。飞狐上党天下脊，半掩落日先黄昏。削成山东二百郡，气压代北三家村。千峰石卷矗牙帐，崩崖断凿开土门。竭来城下作飞石，一炮惊落天骄魂。承平百年烽燧冷，此物僵卧枯榆根。”雄伟矫健、沉郁顿挫的诗篇，既表达了驻守定州备边抗敌的雄心，又以雪浪石僵卧枯榆树根旁，寄寓报国不得的悲慨。

　　造福百姓 利国利民

　　曲阳北岳庙院内，还展出一块苏轼手书《中山松醪赋》碑刻。这篇赋文与书法珠联璧合，堪称“文翰双绝”。书法用笔浑厚遒劲，丰腴妍丽。结体长短交错又纵横抑挫，带着“左倾”的姿态，是苏轼晚年书风和笔意的代表。他承继魏晋笔墨韵致，跨越唐代法度束缚，引领宋代尚意书风，傲然列于宋四家之首。“中山松醪”为酒名，赋亦为咏酒之作。苏轼终其一生好酒，自己也说“不可一日无此君”。任定州知州期间，他改良当地酿酒工艺，以黍米、麦子、松节为原料，以黑龙泉为水源，酿制成强身健体、甜中微苦的美酒，取名“中山松醪酒”，有“一口品三酒 （米酒、药酒、白酒），五味（醇味、松香味、蜜味、酸味、苦味）归一盅”的美誉。《中山松醪赋》所谓的“味甘余之小苦，叹幽姿之独高”，颇有一种为自己得意之作代言的感觉。

　　在定州，苏轼还留下了自创的美食。据说，苏轼到任前，定州周边一些县城夏季遭遇干旱，秋季又遇洪涝。他到任后，不仅向上奏请拨款救济百姓，还亲自带领属下携带粮食、肉类赴灾区赈济。然而，灾民众多、肉食短缺的问题，让他十分发愁。一天，他望着巨大的煮肉锅，忽然想出一个办法。他让手下在肉汤中加入少许碎肉，混以当地出产的荞麦面，经过熬煮，制成块状，分发给灾民。这样一来，有限的肉食分发给了更多灾民，在赈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制作方法也随之流传开来。后来，人们将这种食品取名为“焖子”，成为定州最有名的小吃之一。

　　在任期间，苏轼看到许多地方地势低洼，沼泽片片，于是想到盛产水稻的四川眉山，决定来个“南稻北移”——他责成专人到南方运来稻种，并亲自向农民传授水稻的插秧、栽培和管理技术，使昔日的荒野水滩变成一块块稻禾竞秀的水田。那一年，千顷稻田大获丰收，产米颇丰。他还将农民插秧时唱的歌谣稍加整理，定名为“插秧歌”。由“水上白鹤惊飞处，稻田千里尽秧歌”的词句，足可见当年插秧歌在定州一带的盛行。插秧歌原本只是一种民间歌舞，后来发展为有人物、有情节的地方戏曲——定州秧歌戏。

　　元祐九年（1094年）年四月，苏轼被贬官到更偏远的惠州、儋州。虽然，在定州半年多的日子，是他一生中最为艰难的时刻，先后遭受官场失意、爱妻离世等一系列打击。但是，这也是他最为充实的一段时光。在定州，他的很多政治抱负得以实现，做了大量利国利民的好事。

　　来到曲阳北岳庙，瞻苏轼手书真迹，一代文豪高山仰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