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砾华/文图

　　石家庄市正定开元寺，因唐代钟楼与须弥塔闻名于世。本世纪初，开元寺院内再添一“宝”：一座长8.4米、残宽3.2米、高2.6米、残重107吨的巨型赑屃连同几块残碑，如小山一样出现在世人面前。文史学家拨开重重迷雾，通过对残碑碑文进行考证，为我们揭开了1200多年前的一段尘封往事。曾经的历史，一幕幕重现在眼前，既生动又鲜活。

　　“天下第一赑屃”出土记

　　2000年6月22日，石家庄市正定县城府前街一处建筑工地，一台挖掘机正在努力地深挖地基。突然，挖掘机一斗探下去，随即传来“哐啷”一声。司机师傅以为碰到了石头，为了避免损伤机器，他和工友们决定改用铁锹挖。于是，大家拿起铁锹，一锹一锹地挖了起来。挖着挖着，一件将近10米长、3米高的“巨无霸”石雕，完整出现在眼前。施工队长立刻与当地文物管理部门取得联系，文物工作者赶到现场后，初步考察认定，这件体积庞大的石雕是传说中的神兽“赑屃”。为了方便研究，重约107吨的巨型赑屃被放置开元寺院内。

　　古代民间传说中，赑屃又称“龟趺”“霸下”，属灵禽祥兽。俗话说“龙生九子，种种个别”，赑屃就是龙之“九子”中的第六子。赑屃有齿，力大可驮三山五岳。相传，上古时代赑屃经常在神州大地的江河湖海兴风作浪，祸乱人间。大禹治水时将其收服，从此跟着大禹推山开河，挖渠疏沟，造福人间。大禹治理洪水后，怕它闲下来又去作孽，搬来一块顶天立地的巨型石碑让它驮着，上面记载着治水功绩。自此之后，赑屃就成了一位吃苦耐劳的“大力士”，无论背上驮的石碑多高多重，总是一副顽强支撑四脚、昂首奋力向前的姿态。由此，文物工作者认为，这座赑屃的背部应该驮有一块巨碑。随后，他们又对赑屃出土地点认真进行了挖掘清理，陆续出土了十余块残碑，大约相当于全部碑身的三分之一，而碑首只找到二分之一。从残碑的出土情况判断，碑身、碑座应是被砸毁后深埋于地下的。

　　当时，国内已知存世最高、最大的石碑及碑座是河北大名的“魏博节度使何进滔德政碑”。“魏博节度使何进滔德政碑”也称“五礼记碑”，这通碑原是唐碑（立于唐开成五年，公元840年），为著名书法家柳公权奉唐文宗之命为魏博节度使何进滔撰写的德政碑。北宋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宋徽宗修编《五礼新仪》，诏谕大名府尹梁子美为《五礼新仪》立碑刻记，梁子美为讨好皇上，毁何进滔德政碑，以其石改刻《五礼新仪》，改称“五礼记碑”。“五礼记碑”赑屃碑座高2.2米，重61吨多；碑身高6.45米，宽3.3米，厚1米，重58吨。两相比较，石家庄市正定出土的赑屃碑座，比“五礼记碑”赑屃碑座大一倍！于是，“天下第一赑屃”之说横空出世，一时之间轰动全国。天南海北的文物学者、专家纷纷来到正定一探究竟：这通巨碑的主人到底是谁？雕刻如此精美的巨型碑刻，为何被砸毁并深埋于地下？

　　扑朔迷离的巨碑主人

　　一眼看去，开元寺院内这只体型肥硕的神兽非常可爱。大赑屃虽然四脚不全，浑圆的腹部上却有一道向两侧突出的石刻纹路，以显示其驮碑所承受的重压。它圆睁双眼，两只小耳朵向后抿着，鼻头宽鼻孔圆，大嘴紧闭却有两只尖牙外露，似乎负重前行有些吃力却全然一副心甘情愿的样子……石雕手法简洁，造型生动逼真，神态活灵活现，堪称一件精美的石雕艺术品。

　　让人深感遗憾的是，这座巨型赑屃与残碑，除赑屃碑座基本完整之外，碑文凡涉及人名处全被刻意砸毁，这就为确定碑主人增加了难度，只能从碑刻残留的一些帝王年号、庙号、官职爵位及所记事件，对照相关史料分析，在相关的历史人物中查找可能相关的线索。

　　著名文史学家梁勇应邀进行了实地考察，并对残碑上所有文字进行研究，首先明确这通碑刻不是立在墓地前的神道碑，而是立在成德军牙城门前的纪功碑。但是，这通碑的形制、体量都远远超过历代帝王将相的纪功碑，显示出碑主人标新立异的个性与目空一切的野心。初步划定年代范围之后，梁勇先生通过翻阅唐书、五代史等文献典籍，寻找这一时期与真定相关的各类人物的蛛丝马迹。最先闯入梁勇先生视野的，是五代最后一位成德军节度使王镕。但是，巨碑上“明宗皇帝”的称呼及“上在此北京日”字样，将王镕排除到这个时间段之外。因为，后唐“明宗皇帝”李嗣源即位并以真定府为“北京”，是王镕被杀5年之后的事。如果是王镕的碑，碑文不可能出现“明宗皇帝”和“此北京”等字样；随后，后唐“卖国贼”赵延寿又被列为考察对象。赵延寿是幽州刺史赵德钧的干儿子、后唐明宗的女婿，真定人。他出卖了平山老乡、后唐末帝李从珂，投降契丹。后来当了辽朝大丞相、南朝总管，改“真定”为“中京”，欲谋在中京称帝。这通巨碑，是不是他为了显示功德在故乡刻立的？仔细分析，碑文上的地名、官职和赵延寿都不搭界。而且，他的“中京”皇帝梦，仅仅预谋了三五天，就被辽世宗擒获，押到辽都，客死他乡，他不具备建造巨碑的时间条件；第三位是契丹人麻达，辽世宗委任的中京留后（唐代节度使、观察使缺位时设置的代理职称）。麻达在真定执政期间，残暴如兽无恶不作。忍无可忍的真定军民被迫起义，麻达乱中逃跑。会不会是起义军为了发泄仇恨，把他的功德碑砸毁掩埋呢？但是，残碑造型没有任何契丹特色，碑文中还有一些辱骂蛮夷“伪庭”的语言，因此不可能是麻达的碑。最后，梁勇先生将目光锁定后晋石敬瑭时期的成德军节度使——安重荣。

　　1200年前的尘封往事

　　安重荣有句名言：“天子宁有种乎？兵强马壮者为之耳！”这句话，虽然是他感于后梁、后唐、后晋帝王都是由藩镇节度使起家夺取皇位，却暴露出拥兵自重，心怀异志。对于后晋皇帝石敬瑭割让幽云十六州，甘当契丹“儿皇帝”，认贼作父、割地卖国的行为，安重荣十分蔑视。他反抗契丹的情绪非常激烈，经常公开向契丹叫板。据《资治通鉴》记载：成德军节度使安重荣耻于向契丹称臣，每见契丹使者，必然岔开两腿坐着，谩骂使者，使者经过他的辖境，有时竟暗中派人杀掉。契丹为此责备后晋皇帝，石敬瑭常常替他道歉谢过。有一次，安重荣把一个名叫拽刺的契丹使者抓了起来，并派出骑兵掠夺幽州南境，把军队驻扎在博野县，向石敬瑭上表声称：吐谷浑和东、西突厥等部族不堪契丹欺凌，率众归附，情愿自备人马，与晋军共击契丹。上表全篇几千字，大部分篇幅是斥责石敬瑭“父事”契丹、竭尽中国所有向贪得无厌的胡虏献媚。而且，安重荣不仅向石敬瑭上表，还把这层意思写成书信，送达朝廷权贵和各藩镇，说已经调兵遣将，誓与契丹决战。安重荣旗帜鲜明反对石敬瑭、反抗契丹的态度，可见其为人处世之高调。因此，目空一切、霸气外露地为自己树立一通歌功颂德的巨碑，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公元941年腊月，安重荣拥兵南下，意欲推翻石敬瑭的“伪庭”。石敬瑭急忙派大将杜重威出兵镇压，安重荣兵败被诛——他的功德碑之所以被砸毁，这可能就是原因所在了。碑文中出现的“胜州刺史”等官职，都与安重荣的任职经历吻合。碑文中“伪庭失德、群盗挺（埏）起”等字样，也与安重荣反抗“伪庭”、抗击契丹的情节相符。

　　安重荣高调反抗契丹，自然成为敌人最痛恨的对象，契丹主“数欲亲讨重荣”，直到收到后晋朝廷送来的安重荣头颅才作罢。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评价说：“事虽逆而名正者，安重荣也……”虽然，封建社会史书将安重荣定性为谋反的叛逆之臣，近现代地方文化学者却认为：安重荣反的是契丹入侵，反的是石敬瑭卖国，虽败犹荣。他的民族气节，值得后世景仰。

　　备注：赑屃读作：[bìxì]，传说中一种像龟的动物。旧时石碑的碑座多雕其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