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律

　　91年前的9月18日，侵华日军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序幕。

　　曾经亲身参与石家庄抗日救亡运动的陶鲁笳生前在回忆自己的革命战斗历程时，特别提到了1937年我党领导的“九一八”六周年纪念大会，认为这次规模空前的抗日救亡运动在石家庄党史乃至革命运动史上值得大书特书，因为正是通过这次大会，我党初步取得了抗日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通过会后的大游行，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唤起了全市人民的抗日热情，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朱琏诊所”宣传抗日救国思想

　　笔者曾在北京和石家庄多次采访抗战前任中共石家庄地下市委宣传部长和团委书记的陶鲁笳老人，那时他的社会公开身份是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石门总队长，领导全市的青年爱国运动。按照市委的指示，他与哥嫂陶希晋、朱琏一起，以党员、民先队员为骨干，组织青年成立业余歌咏队、话剧团、自行车队等群众组织，通过各种形式进行抗日宣传。

　　1935年，“何梅协定”签订后，全国各地掀起了抗日救国运动的高潮。为了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党的领导下成立了石门妇女抗日救国会、青年抗日救国会。1936年4月，中共石家庄地下市委主办的《正言报》创刊，作为一张党领导下的进步报纸，它敢于刊登一些抗日消息，反映人民“救国图存”的要求，在群众中有较大影响，推动了石家庄抗日宣传的深入开展。《正言报》创刊之初就对副刊十分重视，曾开办过各种副刊，其中青年副刊就由陶鲁笳主编，朱琏则任卫生副刊和妇女副刊主编。据陶老回忆，白天，他积极联络爱国青年为报纸写稿，发展特约通讯员；晚上，他还得加班加点地写稿、编辑并负责刊物的印刷，而且还得跑稿件的审批工作，最后还得跑发行，他曾到太原几个书店联系过发行工作。

　　当时条件特别艰苦，他们的编辑部就设在朱琏诊所内，而当时的朱琏诊所同时也担负着许多别的使命，它既是石家庄市委、直中特委及后来的中共平汉线省委的地下机关，还是党联系群众的一条纽带，团结了大量工人群众。当时还成了党报的编辑部，任务相当繁重。当时的印刷设备除一小部分是社会知名人士赞助外，大部分都是由诊所收入和陶希晋的工资支付的。不过，那时由于陶希晋是铁路局高级职员，月薪达100大洋，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收入，他拿出大部分来维持党报的正常工作。

　　不久，中共地下市委又创办了石家庄第一份党的刊物《北风》半月刊，当时任市委宣传部长的陶希晋以“索夫”为笔名亲任主编，朱琏和陶鲁笳担任特约投稿者和编辑。他们经常在刊物上发表文章，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和全国以及本市抗日救国运动的形势。当时由于所有的稿件都得报公安局审批，审批完毕刊物也就该出版了，有时他们不得不通过开天窗的方法揭露反动当局的恶劣本质。即使是这样，1936年底，反动当局还是找借口查封了《北风》。1937年初，市委将《北风》改名为《北光》半月刊继续出版，陶希晋仍任主编。《北光》的创立，密切联系了石家庄市委同工人群众的关系，宣传了党的路线方针，促进了抗日救国运动的发展，成为石家庄市委对外宣传的一面旗帜。

　　由于当时的地下市委认真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断推动抗日救国运动的发展，从工厂到学校，从地方到部队，工、农、兵、学、商齐动员，形成了党领导下的石家庄各阶层人民的抗日救亡高潮。其中，最耐人寻味的要数争取国民党驻军的故事。

　　1937年初，爱国将领黄显声被国民党撤销了119师师长的职务，特务机关还扬言要逮捕中共市委负责人，石家庄的抗日运动一度受到挫折。但不久，与我党早有联系的东北军130师691团团长吕正操率部进驻石家庄后，立即与我市党组织取得联系。陶鲁笳初见这位英姿勃发的年轻军官，就留下了深刻印象。戎装笔挺，手中拄着一根文明棍，几次进出“朱琏诊所”的吕正操，很快与陶希晋商定由部队协同石家庄市委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歌咏队经常由赵子岳带领到东北军中演唱《大路歌》《大刀进行曲》《救亡进行曲》等爱国歌曲，激励广大官兵的抗日热情。市委组织的群众抗日大会，吕正操派人保护会场，防止特务的破坏。

　　纪念“九一八”六周年发动群众抗日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在陶鲁笳及朱琏夫妇等人的领导下，抗日支前活动形成高潮，人民力量迅速发展，使国民党反动当局大为不安。1937年8月，李默庵带领国民党的嫡系部队第14军进驻石家庄，责令有关部门禁止群众组织抗日团体，并解散了“妇女抗日救国会”等组织。据当时市委主要负责人之一——马次青生前回忆，一次，李默庵拿出一份电报让他看，说石家庄各界抗敌后援会没有国民党的力量，要改组，要归驻军部队直接领导。于是，石家庄的抗日救亡活动暂时转入低潮。

　　由于石家庄各界抗敌后援会的领导权被国民党顽固派把握，各界人民的抗日救国活动受到限制。因此，为了争得真正的抗日权利，中共市委决定利用全市纪念“九一八”六周年大会的机会，发动各界群众同国民党继续斗争。9月18日这天，石家庄各界在升平剧院召开纪念大会。各界群众和平津流亡学生参加了大会。会议召开后，石家庄反动当局的头目登上主席台，国民党地方公安局长乜玉玲以及国民党获鹿县党部书记等人借机贩卖一些谬论，鼓吹“片面抗战”，激起了与会群众的强烈不满。

　　朱琏是大会执行主席之一，她上台演讲，陈述了石家庄各界妇女在抗日救国运动中的作用，揭露国民党包办抗战、限制群众救亡的行动。共产党员马次青也上台控诉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领土和国民党片面抗战，限制人民抗日，诬蔑群众抗日的罪行。接着刘袼孚等以铁路员工的身份上台讲话，进一步揭穿了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同时指出了全民抗战的重要性，感染了群众的情绪，会场上群情激愤，台下大家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打倒包而不办的后援会”“立即恢复抗日救国会”的口号。台上的乜玉岭也站起来，大声斥责马次青是捣乱分子，台下的一些人跟着起哄乱叫：“把他扯下来!”台上一个军官一把将马次青推下台，并叫喊着：“散会!散会!”台上台下乱作一团。

　　见此情况，反动派下令军警用武力强迫群众散会，在一片混乱声中，陶希晋大步上台，一把抓住那个军官的衣领，厉声质问道：“你们为什么不抗日？只有那些汉奸才不抗日。日寇打到石家庄来了，你们还不让民众抗日，难道你们甘当亡国奴吗？”这些国民党军官被问得瞠目结舌。会场上顿时沸腾起来，口号声连成一片。在群众的强大压力下，他们不得不答应了群众要求，当场答应立即恢复石家庄各界抗日救国会。

　　会后，石家庄各界群众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纪念“九一八”六周年游行示威大宣传。游行队伍高呼口号，高唱“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抗日已到最后关头”等救亡歌曲。这样，石家庄各界人民在石家庄市委的领导下，又夺回了抗日救国组织的领导权。据陶鲁笳回忆，游行队伍从会场声光电影院出发，自桥东到桥西，一路浩浩荡荡，沿途市民纷纷自动加入，足有近十万人，可谓倾城出动，大家高呼口号，挥舞标语，响彻全市，极大地激发了各界群众的抗日热情，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气焰。

　　“九一八”集会赵子岳留下演讲照片

　　陶老还向笔者透露了一个有趣的花絮，当时国民党随军记者无意中拍摄了这次集会中一段数分钟的纪录影片。解放后，北影厂著名演员赵子岳在新闻电影厂审看敌伪资料时，发现了当年石家庄“九一八”游行的电影资料片断，其中还有当时任石家庄抗日歌咏团团长赵子岳本人的镜头，他高唱救亡歌曲，与身后的朱琏正在街头向市民宣传抗日思想，为石家庄抗日运动史册留下了极为珍贵的形象资料。

　　在朱琏诊所培养的革命英才中，一位很重要的成员就是后来成为著名表演艺术家的赵子岳老师。笔者与赵老师还是校友，他曾担任正太扶轮学校的音乐教师，当年的扶轮学校就是后来的铁路子弟学校，我上小学时曾就读于该学校。见到赵子岳老师，是四十年前的事了，现在还历历在目。那是在我上小学四年级的一天上午，老师让大家在操场上列队欢迎一位特殊的来宾。没想到来宾一露面，学生们都惊叫起来，因为来人是我们从小就在电影中熟悉的最擅长扮演配角的赵子岳老师。赵子岳一说话就透着幽默，他先自我介绍：“刚才学校领导说我是尊敬的来宾，同学们，我可不是客人，我也是咱们学校的一名老师，不过不是现在，而是在半个世纪之前。”接着，这位老人就讲起了他和朱琏一起闹革命的往事，真相比得上惊险曲折的影视片，满操场的孩子都鸦雀无声，听得津津有味。只不过，那次他不是在演电影里的人物，而是在讲自己真实的故事。此情此景直到四十年后的今天，我还记忆犹新，赵子岳老师的音容笑貌就像还在眼前一样。

　　早在1936年，赵子岳就在朱琏诊所加入了党组织，他们组织青年成立业余歌咏队、话剧团。赵子岳作为音乐教员充分发挥了他的特长，和朱琏一起利用星期天、节假日，带领业余歌咏队、话剧团，到街头、车站、农村和驻石军队中进行宣传演出。他们用演唱抗日救亡歌曲、演话剧、讲演、自行车赛或散发传单等形式，进行抗日宣传。有一次，为欢送驻石家庄的东北军吕正操部队北上抗日，他们拉着队伍到火车站高唱《松花江上》《打回老家去》。歌声雄壮激昂，激励着车上的官兵和前来送行的群众，顿时，车上车下大家都唱起了抗日救亡歌曲，唱得人们激情燃烧，唱得人们热泪直流。

　　直到赵子岳去世前，家中相册里还保存着那张纪念“九一八”游行集会时，他在街头向群众演讲的照片。照片左边那位短发女士，就是朱琏，正在指挥游行队伍。解放后，新影厂的同志特意为赵子岳洗印了一张。这张照片活灵活现地反映出青年时代他的革命热情和精神面貌。可以说，石家庄不仅是赵子岳表演艺术的开端，更是他革命生涯的起点。在石家庄的这段如火如荼的革命生活，对赵子岳日后成为著名的电影表演艺术家极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