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律

　　话剧《红旗歌》是在全国即将解放之际，创作演出的第一部反映城市工人生活的优秀作品。这部《红旗歌》就诞生在石家庄，它以大兴纱厂为创作基地，以纱厂女工为原型，由当时华北大学文艺学院、文工团集体创作演出，成为轰动一时的文坛盛事。该剧在1949年4月进北平汇报演出后，又演遍了大江南北，还被拍成故事影片，影响深远，对推动新中国文艺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笔者多年来搜集到《红旗歌》的各种话剧、戏曲、电影版本和故事原型的史料文献，并数次到北京采访该剧的作者鲁煤老师，听他讲述了该剧创作演出的幕后故事。

　　深入生活参加大兴纱厂接管工作

　　1947年11月12日，我军攻克石家庄。华北联大的校领导立即派文工团的鲁煤等人来石家庄深入生活，参加大兴纱厂接管工作组，开展接管组领导分配给的实际工作。因为当前的迫切任务是复厂、建厂、迅速恢复生产，支援解放战争；同时，开展肃清反革命，巩固新的人民政权。鲁煤这些宣传文化战士，积极参与到政工与宣教方面的工作之中。

　　过去，干部下农村、下连队，工作对象是农民和子弟兵，彼此间有深厚的革命感情。如今，面对的是工人阶级，鲁煤和工作组的同志对大兴纱厂的工友们讲：你们受尽了反动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和欺骗，应该尽快回到自己的阶级队伍中来。工友们滔滔不绝地向工作组讲述了解放前的旧厂方、旧工会等给他们造成的重重苦难。他们讲来动心、动情，作为他们的阶级兄弟的鲁煤，听来感同身受，激愤不已。对国民党的累累罪行，他急于控诉揭露，因此很快就写出了一部表现工人阶级苦难史的话剧《里外工会》，可以说是为创作大戏《红旗歌》拉开了序幕。

　　鲁煤老师曾告诉我，在大兴纱厂最难忘的是他经受了斗争的考验，被组织上批准入党。1948年2月，鲁煤被领导分配做工会系统的宣教工作。眼前正开展的所有新生活，对他这个第一次下工厂的年轻知识分子来说都是新颖的，他便如饥似渴地投入其中。纱厂里男女青工多，在获得解放的新生活中很喜欢唱歌，鲁煤就利用他们上班前或下班后的空闲时间教他们唱歌，于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东方红》以及由他作词的《打到南京去》等一系列革命歌曲传遍全厂。鲁煤还给工人“上大课”作政治时势报告，200人的大课堂里，没有扩音器，全由他高声远送，结果引起胃疼，吃不成午饭。

　　不仅如此，鲁煤还主动争取参与更繁重甚至危险的工作。如1948年10月下旬，华北人民政府刚刚成立不久，石家庄解放将近一年，大兴纱厂的生产早已恢复正常并开始扩大，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但此时，盘踞北平的傅作义部队要来偷袭石家庄，为此全市投入备战斗争，大兴纱厂要拆下部分重要机器、机件运往老解放区坚壁起来，免遭敌人破坏，待将来再运回重新安装。一天午后，他偶然来到发电厂后院，看见一堵墙被拆断出一个大豁口，几名从老区来的行政干部带领二十来个青年男工，把已打包好的机件往墙豁口外搬运，往停在那里的火车车厢里装。而此时，正有两架敌机在本市上空袭扰。鲁煤一看情况紧急，马上和他们一起搬运。这时，两架敌机飞临上空，转圈、扫射，构成巨大威胁，但他们都只是暂时趴伏地上，并不逃离，待敌机飞走，再接着猛干。

　　鲁煤不是行政干部，这些事本与他无关。但此时，此事已是全厂最重要的工作，为了尽自己作为革命干部的一份责任，就主动参加了。在把机器装上火车后，他还向党委书记请缨，并得到批准参加押运机器工作组，去老解放区衡水县农村坚壁机器，工作了半个月，到备战结束又把机器押运回厂。如此，他完成了既为革命工作出力，又为创作积累新素材的双重心愿。纱厂党委非常满意鲁煤的工作表现，为他作了政治鉴定，送给华北大学党委，建议批准鲁煤加入共产党的申请。申请很快被批准了，并且在大兴纱厂举行了入党宣誓，这更增强了鲁煤是纱厂职工中一员的自豪感和对纱厂的热爱。

　　把日常生活里的人和事搬上舞台

　　鲁煤和大兴纱厂职工特别是男女青年建立了兄弟姐妹般的亲密关系，成了他们之中的一员，熟悉了他们的思想、感情、性格，为从事剧本写作储备了人物形象。其中有一个典型的故事，鲁煤写了长诗《在轰炸下》草稿，歌颂工人和市民在敌机狂轰滥炸下坚持生产的英雄主义豪情。他给女工积极分子闫金芬看了，她说好，但马上开玩笑说：“给会计师去看看，听他怎么说！”会计师是全厂有名的老实人，胆最小，怕轰炸。鲁煤就真的给他送去了。两天后，他征求会计师的意见。出乎意料，会计师竟满脸严肃地说：“读了这诗，就不怕轰炸了！”由于鲁煤对闫金芬性格有深刻的了解，后来把她当作原型，写成了《红旗歌》中的女工金芳这个人物。

　　鲁煤做的各种工作和接触的各种问题，都围绕着一个中心：“增加生产、支援前线”。这就使他时时刻刻关注细纱车间正在开展的红旗竞赛运动，关注运动中工人们的喜怒哀乐和性格表现。为了理解他们，鲁煤也到车间里学会了简单的看车“接头” 技术。每天深夜，他在业余写作疲倦后，入睡前往往去车间转一圈，享受那里机器的轰鸣、工人紧张热烈的劳动气氛和红旗耀眼的喜庆场面。

　　但那里也正发生着激烈的矛盾冲突：积极工人嫌落后工人拖累他们得不上红旗而争斗；留用的旧管理人员仍沿用旧的单纯行政命令、任意处罚工人的做法处理以上矛盾，结果是火上浇油。这就需要从老区来的管理干部、工会干部和先进工人做大量工作：教育落后工人认识到解放后自己已成了工厂的主人，应树立积极的劳动态度；帮助、教育留用人员学会实行民主管理；更要关心和逐步提高职工的工资和福利，提高他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于是，鲁煤和创作伙伴就以此为中心，以他们所熟悉的、生活中不同性格的人物为原型，生发出了《红旗歌》中的人物、主题和情节结构。

　　首部工人题材话剧创作受关注

　　1948年底，《红旗歌》完成初稿，送交当时的华北人民政府文委主任周扬同志审看。他热情肯定了剧本，并指示由华北大学派文工团来厂体验生活，排演此剧。在充分肯定《红旗歌》重要意义的同时，周扬提出了三点意见。

　　第一，剧中性格暴躁的女工大梅，鲁煤原把她写成了旧工头的女儿，写她出身不好才导致性格不好。周扬说不必写成旧工头的女儿，就写这是她的个性缺点，其用意大约是避免不利于对旧工头的团结、改造。第二，周扬要求剧本中写好工会干部对工人的思想教育作用。他说，先前鲁煤的短篇小说《双红旗》的好处，就在于它第一次表现了工会干部对工人的教育作用。第三，他建议把剧中写的红旗竞赛的戏剧背景，改为以不久前我军民进行的“备战运动”为剧情背景。

　　作为当年华北解放区主管文艺工作的主要领导，周扬马上通知华北大学派文工团来大兴纱厂深入生活，排练《红旗歌》，并在他即将赴北平去做接管工作前夕，亲自来纱厂给作者和文工团全体演职员作政治动员报告。他从解放区文艺发展的战略高度指出：过去，解放区戏剧多是表现农村题材，有代表作歌剧《白毛女》，但没有表现工人生活的话剧，而《红旗歌》正好弥补此缺憾。他指出，当前北平、天津、南京、上海等大城市即将陆续解放，那里的广大文艺工作者和人民正拭目以待，要看我们解放区的工农兵新文艺，这戏具有为解放区文艺争取荣誉的意义，因此排演好此剧是政治任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周扬的一番话给全体编导、演员以极大的鼓舞，也指明了该剧的重大意义。

　　在剧本修改中，鲁煤接受了周扬提的前两点意见，但第三点，即把剧中红旗竞赛的背景改为备战斗争背景。如果那样就成了另一出写敌我矛盾的戏了，而《红旗歌》是一出完全写人民内部矛盾的戏，所以就没有改。

　　修改后，剧中主要人物的性格内涵更加丰富，主题思想也得到深化。该剧着重表现了主人公马芬姐的性格发展与命运变化：解放前受不公正处罚被开除；解放后觉悟慢，劳动态度不好，还反抗工厂管理；在领导工友给她以耐心教育和关心后，终于产生了质的飞跃，改过自新，取得工作成绩，回报党和人民。

　　《红旗歌》从石家庄走向全国

　　1949年4月，华北大学文工团带着话剧《红旗歌》来刚解放的北平，给文坛专家们汇报演出。一直关心该剧的周扬看后喜出望外，立即批准向五一劳动节献演。当时华北人民政府文委与华大文工团的关系十分密切，文委副主任沙可夫、委员周巍峙等人都曾担任过华大文工团的领导，因此这个文工团除了代表学校，同时也代表华北人民政府演出。新中国成立后《红旗歌》从华北进而演遍大江南北。

　　从那以后，在7月间的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上，《红旗歌》不仅受到老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而且受到新解放的原国统区广大文艺工作者的一致热烈欢迎。此剧成为向新中国成立献礼的主要代表性剧目，在新中国成立前后两年间演遍全国。茅盾在新中国成立后写的文章《从〈红旗歌〉谈起》中说“这是一个好剧本，看过的人没有不称赞的”。曹禺称赞剧本运用鲜活的群众语言，“台词儿写绝了”。李健吾说“此剧已经可以列入世界文学之中”。夏衍说此剧在上海演出，对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起到了教育作用。郭沫若在政协第二次全委会上作《关于文化教育工作的报告》，称此剧“在上海连演一百数十场，打破中国话剧历来上演的记录”。《红旗歌》的艺术成就和演出实践效果，都充分兑现了周扬所预期的战略目标。

　　直到全国解放后，《红旗歌》在南北各地许多城市、部队、厂矿被众多专业与业余剧团上演，受到广大新解放区人民的热烈欢迎。《红旗歌》作为“中国人民文艺丛书”之一，还出版了单行本。尤其是自1950年2月4日起，由上海戏剧电影界明星白杨、张瑞芳、黄宗英等以最强大的阵容联合演出此剧，引起轰动，连演了159场。之后，此剧被改编为电影，由吴祖光执演摄制完成，在全国上映。

　　全国各地报刊发表大量评介该剧及其在各地演出的文章。4月22日，中国文联批评小组召开《红旗歌》座谈会，充分肯定了该剧的意义，分析、批驳了个别人的错误意见，周扬同志在5月10日的《文艺报》发表了《论〈红旗歌〉》的长篇评论，称该剧是“第一个表现工人生产的剧本”。的确，诞生于石家庄的《红旗歌》成为新中国工人剧的开端，为创作城市工厂题材作品开辟了广阔的道路，提供了宝贵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