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律

　　如今走进位于石家庄市繁华区域的平安公园，提到昔日“南兵营”，年轻人都会觉得陌生，一般不会将其与 “集中营”联系起来。但是，在老一辈人的印象中，它就是“杀人魔窟”，甚至有人称它为东方的“奥斯威辛”。

　　整整80年前的1942年6月，就在这样一个地方，一群被捕的抗三团青年一方面忍受着敌人的摧残，一方面秘密地建立起党支部——“六月特支”，领导党员、群众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暗无天日的日军集中营

　　笔者早在20余年前，曾走访了“六月特支”第一任书记谷自珍老人。谷自珍老人是一位有着6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自从1938年在延安陕北公学加入中国共产党以来，一直在抗大工作，直到1942年5月下旬被捕。回忆起被捕时的情况，仍然历历在目，毕竟那段特殊的经历占据了老人太多的记忆。

　　1942年5月，日军对冀中地区进行了疯狂的合围扫荡，抗大第三团领导决定将部队人员化整为零，隐蔽在群众之中。谷自珍被分配到一个老乡家里，老乡给他换了一件蓝灰色的破烂衣服，将换下来的军装放在一口小缸里，埋在院内。但是谷自珍和一批抗三团队员最终也没有逃脱日军的搜捕，被关押起来。5月底，谷自珍等人混在五六百群众中被押送到了火车站，之后进入了“南兵营”。

　　在集中营，战俘劳工每天都要在日军的押解下干最重的体力活。日军还对战俘劳工进行奴化教育，瓦解抗战意志。“消毒”是进入南兵营的第一关。敌人押着谷自珍他们进了一个大院子，叫他们脱光衣服，然后轮流到几个盛着碳酸水的大汽油桶里涮洗，即所谓“消毒”。消毒过后，在院子里跑步，直到身上的水干了后，再穿上日本人发给的破旧不堪的衣服。这些衣服都是先入营的人脱下来的。分到谷自珍手里的是两件破烂的黄棉衣，当时已是夏季，穿上这样的棉衣是什么感觉就可想而知了。

　　南兵营内岗哨林立，戒备森严，为防止劳工暴动，日军在四周筑起了高高的围墙，围墙上安装了电网，昼夜设岗。凡是被送进集中营的人很难从里面逃出来。

　　在集中营，战俘劳工过着非人的生活，每天都要被押解到集中营外干重体力活，可是吃得却很差。说起当时的情况，谷自珍说：“那时，我们经常被拉出去干活，有时候去北兵营挖坑、拉土，有时候去火车站卸煤。白天在外边干一整天，晚上再给拉回来，要是不出去干活，一天只有早晚两顿饭，残酷的虐待使很多人得了病。”由于吃不饱，有的人就到伙房边的炉灰渣里捡饭粒，有的趁外出时捡菜叶充饥，有的则捉老鼠扒了皮烧着吃。除此之外，战俘们还被迫学唱日伪歌曲，组织阅读反动报刊，这一切都是为了达到奴化劳工，瓦解劳工抗战意志的目的。

　　地下党支部领导对敌斗争

　　5月下旬，谷自珍在刚刚被捕的时候，就在被抓的群众中看见了抗三团的人，如政治教导员刘亚龙、宣传干事庄子凯、中队副指导员王忱、学员杨济沧，于是趁敌人不备交谈了被捕后各自的情况，做好应付敌人审讯的口供准备，并且都起了化名。5月底，他们在南兵营的例行审讯中都顺利过关，较好地隐蔽了下来。

　　在这种有着“杀人魔窟”之称的集中营，隐蔽下来已是不易，为何还要冒着生命危险建党组织？听我们这样问，谷老说：“我只要有一口气，我就做工作，一定要教育党员干部坚定立场和信心……”当年，22岁的谷自珍就是凭着这股坚定劲儿，在那种特殊的环境中搞起了斗争。经过几天酝酿，1942年6月1日，谷自珍和部分表现好的抗三团同志在南兵营成立了秘密党支部。关于此事，曾在支部中任组织委员的王忱在回忆中写道：“支部会是在被关人员自由活动时组织起来，在大操场上开的，我们几个人凑到一起，在地上玩走石子游戏，有人过来，我们就玩；没人接近，我们就开会。”

　　因为当时没有和集中营外面的党支部取得联系，又建在6月，所以称“六月特支”。根据当时的情况，党支部确定了工作目标：教育团结群众、秘密宣传党的抗日路线和政策，寻找一切机会越狱逃跑。由于工作必须秘密地进行，党员和党组织之间只能是单线联系，对群众做工作时也只能采取分散的单独聊天的方式进行。“那时候，日本人经常派新民会(汉奸组织)来讲话，搞欺诈宣传。他们在上面开大会，我们就在下面‘开小会’。事后，我们就通过聊天的方式揭露他们。”说起当年自己是怎样跟敌人对着干的，谷老的脸上露出了孩子般的得意。

　　后来，经过多次这样的“聊天”，谷自珍了解到南兵营里还有一个党组织，是由冀南五地委书记王泊生在6月18日组建的，叫“六一八支部”。经过几次与王泊生商量，6月20日左右，他们决定将两个支部合并，统称“六月特支”，由王泊生任书记，谷自珍任副书记兼组织委员，支部合并后党员近20人。一个多星期后，谷自珍和王泊生等人听说他们这批人将被押往外地，逐步将支部工作留给了当时的保卫干事赵秉均(后来被押解到阜新)负责。赵秉均走后，支部的工作又先后由李振军、朱韬、石岩等人负责。直到1943年张子元经党组织批准，以地下工作者的身份打入南兵营，才逐渐担负起“六月特支”的工作。

　　“六月特支”成立后，大家根据党支部的决议，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和敌人作斗争。比如在敌人审讯时，既要把敌人应付过去，又不能暴露身份和秘密，更不能丧失原则，有的支部成员就在审讯时装傻充愣。有一次，在审讯支部的一个成员时，敌人问：“籍贯是哪里？”答：“什么机关?”敌人不耐烦地说：“你家住在哪儿?”敌人看问不出什么，就让这个“傻家伙”过去了。

　　在集中营每天都要喊口号，为了和敌人做斗争，党支部的人就将口号喊成这样：大声喊“打倒”，小声喊“小日本”；或者小声喊“壮大”，大声喊“八路军”等。到营外做苦工时，大都采用“磨洋工”、搞“小破坏”的办法进行斗争。“特支”后来的负责人赵秉钧曾回忆说，一次他们在衣粮厂搬东西，休息的时候，日本兵就问他们八路军怎么样及解放区的情况。赵秉钧就利用这个时机询问他们家里的情况，不少日本兵十分想家，一说起来，有的还哭了。事情虽小，但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瓦解敌人意志的作用。

　　“六月特支”的建立，为集中营带来了不小的变化，大家有着对敌人不共戴天的仇恨和旺盛的革命斗志。墙头上、厕所里，甚至在操场的旗杆上经常出现用各种字体写下的标语：“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抗战到底!”“最后胜利是我们的!”……大家也经常在一起讲些“苏武牧羊”“岳飞抗金”“戚继光逐倭寇”等坚持民族气节、反抗外族侵略的故事。

　　“六月特支”星火传东北

　　1942年6月底，一列火车在本溪站停了下来，谷自珍和300余人被日本兵押着走出车厢。令日本侵略者始料不及的是，这列火车还带来了革命的火种。“六月特支”的党员在东北各地又建起一批秘密党支部。

　　谷自珍等人在即将离开集中营前，和“六月特支”的人员商量，打算在押往外地的途中寻机逃跑，但是在押送过程中没有机会逃走，只能到新地方后再想办法。谷自珍和其他人在本溪站被日军押下了火车后，立刻被分批带走了，谷自珍来到了本溪市的茨沟煤矿。东北是我国重要的能源基地，日军占领后，将在华北作战抓到的俘虏及无辜群众作为“特殊工人”送往东北，主要是抚顺、阜新、鞍山等地的矿山和东北地区的军事工程。

　　到达茨沟煤矿后，谷自珍继续寻找机会外逃，但是，“支部的人都分到各个矿上，谁也联系不上了，我所在的矿只有支部的两个人，无法活动。矿区的大门口都设有‘卡子’，有矿警昼夜看守着，除了在那里劳动的当地老工人能够领到出门证，可以外出外，其他人都不可以，对我们‘特殊工人’看管得尤其严，我们一干就干了八个多月。”为了能够逃出煤矿，谷自珍和他的战友通过老乡关系结识了当地的一些老工人，请他们想办法帮忙逃出去。原抗三团学员杨济沧是北平人，他与在煤矿工作的一位老工人刘占山是老乡。谷自珍通过杨济沧与那位老工人拉上了关系，搞到了两个出门证。

　　1943年3月10日中午，谷自珍和杨济沧凭着出门证逃出了矿区，沿着铁路向沈阳方向走。白天怕人发现，不敢走大路，只好在山上走，晚上也不敢进村，就睡在村外。村民发现两个衣衫褴褛的人，谷自珍向村民讲明情况，村民们马上给他们指了一条路，还告诉他们附近的设防状况。逃出来的谷自珍在群众的帮助下，经北京回到了抗三团经常活动的定县，在那里找到了革命队伍，又开始了抗击日寇的军旅生活。

　　据史料记载，随着石家庄劳工向东北的输出，“特别支部”的党员们把革命的火种也带到了东北各地，在那里又分别建立起了秘密支部。在本溪茨沟煤矿石家庄战俘集中营送去的战俘劳工王庆所等人成立了秘密支部；在阜新新邱矿，石家庄“六月特支”的负责人李振军(后为武警总队政委)、朱韬(后在广州军区)等人组织了“新邱特支”；“特支”的党员翟光、范荣绪等成立了“塞北支部”，后与“新邱特支”合并建立了“十月特支”。在“特支”的领导下，当地群众与敌人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接二连三地举行了一系列的罢工、暴动、武装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