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晔

　　1947年，石家庄解放前夕，陈明、丁玲夫妇离开阜平，翻过小锅岭，他们的目的地是石家庄。晋察冀野战军遵照中央指示要解放石家庄，这是我军要解放的第一座大城市。为打好这一仗，部队在紧张地练兵；文化宣传战线上集结了一批人才在做接收城市的各项准备。

　　陈明作为石家庄解放后第一批进城的文化战士，进入硝烟刚散的城区。他在解放后的石家庄工作过一段时间，参与创建《石家庄日报》的前身《新石门日报》，开展戏曲创作和文化宣传。他是石家庄解放的见证者之一，也是石家庄解放后文艺及新闻事业的建设者、开创者之一。

　　在防空洞里写创刊号的发刊词

　　陈明，1917年出生在江西鄱阳湖边的小华村，1937年进入抗日军政大学第二期第四大队学习。同年9月，参加西北战地服务团。他一手拿枪，一手拿笔，以一名文艺战士的身份投身抗战中。在战火中和丁玲结为革命伴侣。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与丁玲、萧三、欧阳山、杨朔、邵子南组成延安文艺通讯团从延安赴东北，因为战争形势需要，留在华北开展革命工作。他会写，会演戏，会导演。剧本、诗歌都写得很好，是一位文艺全才。

　　1947年，在石家庄解放前夕，陈明夫妇从阜平住地奔赴石家庄。他们收拾好简单的行李，告别胭脂河畔的美丽山村，带着即将完稿的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没有想这一去什么时候还能回来。他们遵照指示默默做准备，随时听从召唤入城。

　　根据特长，陈明被分配到组建的石家庄市委宣传部帮助工作。部队接管石家庄后，为占领舆论阵地，着手创办《新石门日报》。作为关内第一张城市党报，市委很重视，决定发创刊号发刊词，安排陈明来写。石家庄刚解放，敌人的飞机经常来轰炸，没有一个好的环境。轰炸声经常打断他的思路，他是在防空洞里写作的。防空洞里没有桌椅，他便在膝盖上写作、修改，而后誊写出来交给报社。在他的回忆录《我与丁玲五十年》中特意提到这个珍贵的细节。这个细节让我很震惊，《石家庄日报》真的是诞生在战火硝烟中。

　　石家庄解放后，还潜伏着一些国民党特务，另外还有三青团等，这些人必须清除和甄别。城市建设百废待兴，对人员的审查要同时进行，防止遭到敌人破坏。进城后的他又被派到石家庄铁路工会。在铁路机务段，他所在的工作组负责对机务段工人进行审查。城市刚解放，机务段的火车全部停开，火车司机、铁路工人一方面接受审查，一方面审查合格后要对这些人进行培训，挑选可靠的人为我所用，逐渐恢复铁路运营。

　　陈明所在的工作组里有老区来的两名铁路工人，还有一名公安人员。作为文艺战士，陈明不忘自己的创作使命，一方面搞审查工作，一方面又在为创作收集素材。车务段有几位参加过“二七”大罢工的老工人师傅，住在厂里，陈明与他们交朋友。他们的习惯是早晨早早起来，在一起抽烟聊天。陈明没事儿的时候就去和他们聊天，了解一些工人斗争的历史和故事，也包括石家庄的一些人文地理。除了和老工人聊天，他还和不同年岁的工人交流，获得了大量的信息，这为他创作《十九号》积累了素材。

　　他把“十九号”搬上舞台

　　原南大街19号院是国民党反动派在石家庄解放前夕垂死挣扎建立的特务机关。“十九号”成立后，大肆捕杀共产党员、敌工人员和无辜群众，犯下滔天罪行。一些共产党员被捕后在这里受酷刑折磨而死。石家庄解放后，幸存下来的人揭发了“十九号”的罪行。《石家庄日报》记者写出文章在报上发表，引起关注。为揭露“十九号”罪行，1948年初，陈明与逯斐开始创作多幕剧《十九号》。陈明采访了多位幸存的受害者、知情者，查阅了敌伪档案，先后修改7次，完成了剧本创作。

　　戏由华北联大文工团排演，原来题目叫《死里逃生》。当时华北联大在正定，为便于工作，作为编剧的他和文工团住在一起。1948年的夏天，陈明一直在华北联大排戏。戏排练好后，在市人民剧院公演，社会反响强烈，还被改编成评剧。后来，这个剧本被选入“大众文艺丛书”第一辑，在北平出版了单行本，在这套丛书中是唯一的剧本。

　　1948年的春节，陈明是在石家庄过的。当时，丁玲在宋村等五村搞土改，担任负责人，主要在宋村常住，女儿在上学。过一两周，陈明会在星期天骑自行车或骑马来宋村探望丁玲。二十里地的路程，路是土路，坑坑洼洼，很不平坦；丁玲严格自律、以身作则，作为负责人，不让丈夫在公家食堂吃饭，而是自己花钱在宋村一家个人开的小饭馆吃一碗当地的烩面。烩面不贵，味道很合他的胃口，很多年后他还念念不忘。

　　四个月后，丁玲去了位于正定的华北联大，修改她的长篇小说。经过了宋村土地改革，她对土改又有了深刻认识，对小说的结构进行调整。小说的结尾是在这儿完成的。

　　1948年6月24日，丁玲从当时的建屏县（即平山）赶回石家庄。陈明与爱人见了一面，见面时已是深夜两点，那是个有月亮的晚上。陈明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月光浩潦，冷气宜人”。6月25日，丁玲去东北参加国际民主妇联会。这是他们结婚以来第一次离别。送走丁玲后，陈明又回正定继续排练《十九号》。

　　1948年7月底，陈明离开华北联大回到石家庄，因为要成立华北文联。8月，他参加了华北文联成立预备会，作家萧三、欧阳山、赵树理、康濯等都参加了。

　　丁玲离开石家庄去了东北，分开的时间里，他们只能鸿雁传书。陈明担忧她的安危，每天到收发室等信。信不来，就很惆怅；信来了，欢喜若狂。他在7月4日的日记里写道：“她逐渐远去了，我这信插上几个鸡毛也赶不上她。”

　　因为世界第二次民主妇女大会延迟，丁玲她们滞留哈尔滨。1948年的中秋节前后，中央组织部安排陈明去东北执行任务。在西柏坡，中组部领导找陈明谈话，让他负责带一支队伍去东北，同行的有很多人，也包括丁玲的女儿。这一次离开石家庄，再回来已是上个世纪80年代。

　　重回石家庄

　　1986年秋天，陈明回到了石家庄，重返旧地。只是这一次，他是一个人回来的。丁玲去世，他特意回故地走访，来他们曾经工作和战斗过的地方重温记忆。

　　在宋村，丁玲大刀阔斧推进土地改革，险些遭到坏人暗算。她靠着大胆和一身正气说服假贫农团支持土地改革。在《塔冢村志》上，我看到了有关丁玲在这里进行土改的文字记载。丁玲在哪里，丈夫就在哪里，家就在哪里。在市里工作的陈明过一段时间就来看望她，帮着出出主意，分担一些工作压力。

　　在宋村，我碰到一些在太阳底下聊天的老人，其中就有丁玲当年在宋村土改时的小姑娘，如今已经白发苍苍。她见过陈明、丁玲和丁玲的女儿蒋祖慧，那时候她是个孩子，也看过1948年春节陈明演的《兄妹开荒》。我随身带着一册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里面有丁玲和陈明的照片。她指着照片说：“是陈明和丁玲，陈明可帅了！”

　　记忆是美好的。陈明回来，与宋村一些熟人聊起当年的事情，感慨万千。陈明独自在村外的地里走着，嗅着熟悉的乡村气息，仿佛又回到当年他们在村里过年和相聚的情景。那是年底，丁玲的女儿蒋祖慧学校放假，被接到宋村，为活跃农村文化生活，让翻身农民过一个土改后的新年，陈明发挥特长紧急排练小戏，他和丁玲的女儿及警务员张来福演了几个小戏。丁玲的工作组包着五个村。宋村派出村里的马车拉着他们巡回演出。他们的演出在刚刚获得解放的石家庄无疑是一股清风。

　　在一位老人的引领下，我去了老房东家，见到了房东的儿媳妇和孙子。他们依然记得陈明一家。

　　丁玲称陈明为“改家”。在丁玲的一生中，陈明为支持丁玲创作做了大量幕后工作，包括丁玲去世后著作的整理、成立丁玲研究会。他也是作家，也有很好的文笔，但一直以丁玲的事业为重，直到晚年口述了自己的回忆录。其中，谈到了在石家庄的往事，但也是粗略一笔，顺着这些零星线索，复原了他们在石家庄的一些人生印记。

　　石家庄是陈明生命中的热土，也是丁玲写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结尾的地方。无论他个人、家庭，还是一部享誉世界的文学名著，在防空洞里撰写《新石门日报》创刊号上的发刊词，将“十九号”搬上舞台，这里都令他难以忘却，也是不能绕开的一段经历。

　　岁月洗尽铅华，故人虽去犹难忘。陈明热恋晋察冀，难忘石家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