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律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大家最熟悉的《义勇军进行曲》，也就是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它和我们河北又有着怎样密不可分的联系呢？

　　我在多年前编写《安娥与田汉》一书时，曾采访过“国歌之父”田汉的许多战友和亲属，听他们讲述了这支不朽战歌诞生80多年来的感人故事。

　　《义勇军进行曲》源于长城抗战

　　《义勇军进行曲》最初是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由田汉作词，聂耳谱曲。1935年春，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上海电通影片公司将影片《风云儿女》拍摄完成并上映，于是该片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便不胫而走，风靡海内外。

　　很多人都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却不知道它的诞生源于1933年的河北长城抗战。29军在喜峰口长城以其简陋的武器，用大刀、手榴弹对抗日本的飞机大炮，血溅雄关，重创日寇。他们以血肉之躯唤醒了中华民族抗日的信念。

　　1933年春，河北抗战名将赵登禹率领29军大刀队，开赴喜峰口前线。在激烈的交战中，29军伤亡很大。当喜峰口再次被日军占领后，109旅旅长赵登禹、副旅长何基沣从大刀队中组织起500人的精兵强将，分左右两翼夜袭日军。骄狂的日寇做梦也没想到29军会来偷袭，都在呼呼大睡。大刀队的勇士们怀着报国雪耻的民族仇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抡起大刀横砍直劈，日军官兵正做着美梦，便稀里糊涂地成了刀下鬼。威震中外的“喜峰口大捷”，成为自“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军队取得的首次胜利。

　　在长城抗战中，面对敌人的坦克装甲车、飞机大炮，29军将士悲壮地说道：“敌有枪炮，我有血肉。”河北长城抗战将士为民族生死存亡义无反顾、英勇抗敌的伟大壮举，激发了作者写出“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那一时代的最强音。

　　1933年3月，田汉曾随上海慰问团亲赴长城抗战前线体验生活和采访。长城抗战给作者提供了丰富的现实生活，提供了轰轰烈烈的战争场面。《义勇军进行曲》每一个字，每一个音符，都闪现着长城抗战的身影。这不仅仅是音乐，不仅仅是歌唱，而是中华民族的最后吼声，是全民族的呐喊，是爱国精神的爆发！

　　“石门女杰”与“国歌之父”

　　提到安娥，人们总会不由得想起田汉。在与他的情感历程中，亦诗亦哲的安娥历经近半个世纪的悲欢，终于以她自身的独立人格尊严和智慧风貌，铸就一曲非同寻常的爱情之歌。1930年秋，“南国社”被查封，田汉被迫转入地下，不能公开露面，组织上指派安娥做他的联系人。当时，田汉已参加了“左联”和“自由运动大同盟”等组织，思想上要求进步，安娥便动员他入党。田汉对他的革命引路人安娥，越发增添了敬慕之心和爱恋之情。

　　要知道，田汉当时已经很知名，是一个与各派都有关系、各派也都想争取的人物。诚然，此前左翼作家如蒋光慈、阿英等，也对田汉产生过一些政治影响，但安娥的出现，才最终使田汉投身革命队伍，直接激发他后来写出了《义勇军进行曲》（建国后被定为国歌）。国歌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象征，从这根儿上追起，安娥的功劳理应被记上一笔。

　　到了新中国成立前夕，在讨论国歌时，田汉说：“《义勇军进行曲》好是好，我写的词在过去有它的历史意义，但现在应该让位给新的歌词。”对于这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周恩来说：“我们前面还有着帝国主义敌人，我们建设越进展，帝国主义将越加嫉恨我们、破坏我们、进攻我们，你能说我们就不危险了吗？还不如留下这句话，经常保持警惕得好！”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代表一次通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正式选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直到后来正式把《义勇军进行曲》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于是，田汉便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新中国“国歌之父”！

　　（未完待续）

　　王律谭文说史

　　王律 鉴藏专家、文史学者、传记作家，二十多年来致力于燕赵文化、红色历史的研究挖掘，出版《开国记忆》《安娥与田汉》《华北大学史话》等十余部著作，现任石家庄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河北省收藏家协会副会长、河北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副会长、河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