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只眼

　　□罗志华

　　2003年，同济大学学生李奇乐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看病，当天被确诊为急性重症胰腺炎，53天后去世。李家花费了40多万元，欠医院12.4万元，正因如此，医院一直不开具死亡医学证明，李奇乐没法火化。李奇乐的母亲胡月琴在2019年1月拿到了死亡证明存根联的复印件，正当她准备送儿子最后一程时，收到了殡仪馆存放尸体等费用达二十余万元。胡月琴拿不出这笔钱，李奇乐至今仍躺在殡仪馆里。（11月1日红星新闻）

　　相似事件的最后处理，可以帮助我们看清这起事件的是非曲直。2009年，沈阳市第四人民医院因一名死者生前欠费拒开《死亡医学证明书》，导致其无法安葬，家属就此提起诉讼，法院判医院败诉，认为出具《死亡医学证明书》是医院履行医疗服务合同过程中的义务，医院不能因患者家属未足额交费而不出具《死亡医学证明书》，由此发生的尸体存放费用应由医院承担。两起事件如出一辙，可以佐证新华医院此举无理。

　　及时书写包括死亡证明书在内的医疗文书，是医生的职责，为家属提供必需的医疗文书、保障家属复印相关文书的权利，是医疗机构的义务。且医院开具死亡医学证明带有一定的行政色彩，是一项职责。医生和医院却将职责当作权力，显然混淆了权责，其结果是，不管医院是否故意，也产生了“挟尸逼债”的实际效果。

　　医院拒开死亡医学证明，与12.4万元的医疗欠费有关。从另一起类似事件中，看出医院在这方面的尴尬。2010年，在武汉市青山区，由于死者家庭贫困，交不起2.4万元抢救费用，医院因此拒绝出《具死亡医学证明书》，导致遗体停放殡仪馆不能火化安葬。当地民政部门介入调解之后，医院则辩称，“我们也是迫不得已。”并认为，患者或家属没有结清相关费用，不予出具相关证明，已是“行业做法”。

　　医疗欠费很难追讨，已成为公立医院的一大困扰。一项统计显示，全国医院一年“三无”病人欠费约30亿—40亿元。其中，贫困或“三无”患者拖欠医疗费的现象比较常见，有些医院不堪重负，甚至有医院为此还专门成立了“医疗欠费管理部”，由专门的人员负责追讨医疗欠费工作。这家医院若不抓住机会追讨欠费，这12.4万元或许就会变成死账。

　　然而，医疗欠费再难追讨，也不能利用医院的专业优势，更不能公器私用，将死亡医学证明当作逼债的工具。医疗文书规范要遵守，患者的基本权利要保障，这些底线都不能因为任何原因而失守，至于医疗欠费如何追讨，则自有一套行事规则，两者应该一码归一码，医院不能以侵权的方式维权，以患者或家属付出更大代价的方式，来避免医院付出代价。